当前,一直被冠以民间资本“晴雨表”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当地政府为应对高利贷危局也出台了急救措施,特别是要求各家商业银行与企业对接,确保不抽资、不压贷,保证温州企业资金链不至断裂。
高利贷案件频发,说明该领域已成为高危区,而这个现象也不单单温州独有,全国不少地区同样有类似问题存在。货币成为挺而走险的套利工具,民间借贷问题如果不善加处置,我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造成当前高利贷乱象的的根源在哪里,高利贷危局又该如何破解呢?
众所周知,货币本身具有“趋利”特性,当它一旦形成稀缺资源,玩“钱生钱”的套利游戏就会空前繁荣,与之结伴而行的信贷危机就有可能接踵而至。
当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痛苦转型,只有拼力前行,但同时面临货币紧缩,“融资难”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向民间资本伸手就成为了“曲线救企”的唯一选择。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当前高利贷“苦酒”的最大诱因,而酝酿这份“苦酒”有以下三大原料源。
其一,缺乏公平的信贷环境。
目前央行除了加息,另一个紧缩货币的调控手法就是紧缩信贷,中小企业融资“失血“就成为了这一调控手法的最直接受害者。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本一些取得银行贷款授信的企业,银行因上级下拨的信贷指标变动,收回了贷款授信再不发贷,无奈之下陷入了“不借高利贷等死、借高利贷找死”的绝境之中。
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的信贷环境显然有失公平,迫使相当多的中小企业接受了高利贷这份“苦酒”,间接地为高利贷乱象的滋生与泛滥提供了发酵的空间。
其二,僵硬的利率管理。
僵硬的利率管理给高利贷的“苦酒”提供了酿就的温度。商业银行有信贷的权限,却没有利率市场化的定价权利,而不论是民间借贷,还是五花八门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普通民众、乃至部分不法商业银行,看中的都是央行与银监会利率管制的利率浮动和现实的市场实际利率之间不断拉大的利差。不少金融机构从不同方向渗入高利贷市场已经不是新闻。
其三,融资渠道的梗堵不畅。
当前股市低迷,难免有上市公司为解决资金困境与关联企业以“委托贷款”的方式谋求运作资金,更有不少企业寄希望于IPO上市,到股海里舀水解渴。种种现象都显示,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不畅,而通过证券融资的企业毕竟是微乎其微,疏解高利贷危局的压力不小。
所以,笔者以为破解当前高利贷危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政府应该树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理念。
日前,工信部发布了我国首个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凸显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作用,也表明了国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心。9月6日,上海市政府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公布了最新制订的配套措施,安排落实“三个10亿元”,这也能从财政政策上优化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当然,“三个10亿元”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还需要在安排计划落实的同时,推出更多的配套服务。
其次,金融机构的创新和信贷政策的改革与完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央行和银监会应该举起改革与创新的大旗,稳步推进金融信贷体系朝着公平、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金融机构除了旧有的传统信贷模式以外,在小额信贷、租赁拆借、第三方担保质押等业务寻求拓展与创新。此外,完善合理的利率变动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和增加融资平台也是疏解之道。
另外,对于一些进出口企业来讲,厦门人行、国税和贸发局早已施行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对于满足出口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也有积极的作用,值得推广。中小企业的库存货物、订单抵押信贷也值得尝试。
当然,中小企业要成长,还要从质量和效益中提升自己,力争在企业发展的产业链与价值链中善用金融工具,透过《“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指导的“商品金融化”全流程的财务再造,使得企业发展资金更为夯实,成长的步伐也必将会更为稳健。
总之,充分就业才能富民。中小企业既是创业的主体,又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发展中小企业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破解当前高利贷危局,为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就是摆在当前的一项最重要的经济任务。(王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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