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李燕，在9月中旬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她一纸诉状，把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和教育部告上了法庭。原来为了完成学术论文，李燕陆续向24个国务院部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各自部委的“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信息，但上述三部门却拒绝公开。昨日这件事情有了下文，《法制日报》报道称，在法院调解下，三部门均公开了相关信息，李燕也打算撤诉。
其实公开副部长的职责范围，应属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权责对应，才好处理工作。连这种最基本的信息公开都要千呼万唤，可见很多政府部门的行政透明意识实在落后得很。
讲到这里，难免又要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抬出来说一说，还要把条例施行后遭到各地无声杯葛、拖延、置之不理的境况描述一番。从李燕的故事来看，让权力在保密的状态下运作，是权力拥有者一种天然的倾向，因为距离除了产生美，也可以产生畏惧。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是要打破这层传统的权力运行的神秘外衣，推行现代政治文明。可是，光有这样一部条例明显是不够的，等着政府部门来主动实施也是等不及的，较好的办法就是如李燕一般，从关心自己的利益入手，敦促信息的透明和公开。
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政府公开的信息内容分两种情形：一是“应当主动公开”；二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尽管申请获取信息有时甚至要通过诉讼来进行，但整个大的趋势，却是信息公开正逐渐成为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识，抵触情绪日渐衰弱。《广州日报》今年5月报道称，佛山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6成市民胜诉；最高法亦于8月份表态，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拒可起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而在公开这一姿态本身以外，对谁公开，如何公开，又公开到何种程度，则是下一步需要努力跟进的方向。
2010年，上海律师李洪华以“申请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及地方配套26万亿资金信息公开”为由，对全国80家地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后来他只收到了10多家的回复，而且多半是找理由予以拒绝。相比公开“副部长职责”的要求，李洪华关注的信息无疑更敏感，也更加与民众的利益攸关。那么不妨问一问，从李燕达成目标，到李洪华达成目标，这中间还有多少路要走？还需要多少人用自己的权利意识去激活法律的实行呢？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