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杨维骏说，那些村民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杨老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播后，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杨老坐着政府配的公车为失地农民开道，这种行为，在赢得公众支持和赞誉的同时，自然会引发一些官员的不满。比如，当地政协老干部处一位处长就到杨老家，责怪其“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这样的指责，很像是责怪杨老“公车私用”了。
如果这也叫“公车私用”的话，那么，公众更支持这种“公车私用”。公众对官员“公车私用”深恶痛绝，但对杨老的这种“公车私用”则充满敬意和感动。如果官员的“公车私用”都像杨老这样的话，那“公车私用”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杨老坐着政府专车为向上反映问题的失地农民开道，看起来像是“公车私用”——其实不然。这得看怎么界定“公”和“私”了。如果将政府利益和公民利益、官员和民众对立起来，那么，这是“公车私用”。可是，如果让政府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使官员回到“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常识，将公众利益、民众权利置于比政府更高的价值次序上时，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公车私用”，而是公车最正当、最符合其公共价值的使用。
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私事，而事关社会秩序和民众权利；失地农民因补偿不公而向上反映问题，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杨老用公车为农民开道，这正是使“公车”回归了“公”的价值和属性。（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