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然而，国家发改委对此回应称，近日媒体的报道是引用了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一份提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近日将对外公布，但还并没有新的关于公车改革的文件出台。(12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
在人们的印象中，位列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来自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现今许多地方，不仅是处长，就连科级干部都早已配有专车……公车的过多过滥，已成为我国光天化日下的“合法腐败”和浪费国家财力的“头号杀手”。
公车消费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违规超配，滥享特权。财政部统计，全国超配50%以上；参考消息披露，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配42辆公车，12名厅级领导配13辆专车。二是公车私用、浪费严重。公认的潜规则是，公车1/3公用，1/3领导用，1/3司机用。据国家发改委和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公车的运营成本是社会车辆的五六倍，而使用效率却仅有社会车辆的1/5至1/6。有的部门和人员还采取虚开加油、维修发票等手段，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这些年来，民众期待改革公车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有关方面致力消除公车腐败的行动也一直没有消停过。有的地方取消公车，向公务人员发放交通补贴，公务交通由个人自行解决；有的给“公车贴标”，增大监督范围和力度，降低民众甄别公车的成本，让公车私用者不再“随心所欲”……从已经实施的或者提出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来看，要么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是浅尝辄止、虎头蛇尾，要么因补贴标准过高引发质疑瞻前顾后，没有实质进展。时至今日，“屁股底下的腐败”依然车轮滚滚。
遏止“公车腐败”当学国外，把对公车的配置和使用纳入法律轨道。据了解，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才可以配备专车，且仅限于执行公务。有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是，韩国首都首尔有1000多万人口，但首尔市2007年公车数量控制在47辆，只有几名“市领导”有4辆专车。在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市政府并登记就位，绝不许任何人私用。此外，芬兰仅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配备固定专车。在赫尔辛基市政府，只有市长一人享有专车待遇。
值得借鉴的还有国外对公车私用者的惩处力度。近一两年国外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在德国，公车私用的指控比曝出桃色丑闻的危险大得多。去年7月，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度假时，其黑色奔驰座驾不慎被盗。德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公车私用，乌拉·施密特不得不因此退出社民党的竞选团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在意大利，锡耶纳市市长布赞卡因用公车到码头接了一趟妻子，竟然被判刑半年……这样的“景观”，在国内很难见到。
除此以外，还须清除公车改革的体制障碍，将自下而上的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做好消除特权的“治本”文章，让那些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的改革者们高喊“向我开炮”。过往一些地方，诸如杭州市的“车贴”根据公务员的级别分300元到2600元共9档，辽宁省辽阳市实行“车改”的两区区级领导则每月补贴6600元，而该区一般公务员最低只有100余元……这些以官职大小发放“车贴”的改革模式，之所以屡招质疑，社会认同度低，根在没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没有“革”掉“官本位”的命。
当务之急，一是要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性文件，对车改范围、车改对象、交通费补贴、保留公车的监督等方面进行原则性规范，制定明确的改革措施和路径；二是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用制度消弥权力者的“官本位”和特权思想，让公平原则在“车改”中彰显；三是要最大限度地揳入民意，让纳税人有权对白白耗费自己血汗钱的车轮腐败说“不”；四是让闯红灯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轻者掉官帽，重者蹲大牢。如此多管齐下，公车改革才会实至名归，公车腐败亦才会少之又少。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