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 图
重庆农民付某的蛙场被划入工业园，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遭到强行爆破，付某因此将爆破公司告上法庭。由于园区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付某的诉讼请求最终被驳回，对此管委会回应称系“表达意见而已，有何不可”，称听不听话是法院的事。（6月28日《新京报》）
行政干预司法的事并不鲜见。但在笔者看来，重庆这个案例颇有特点。特征一是公开化、集体化：以前仅仅只是个别领导递递条子、打打电话，以私下接触为主，形式上是不公开的。特征二是“去耻化”：过去的干预司法案例中，即便干预者是某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多少还是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光彩，只适宜暗箱操作。而这一次，公函的语气中丝毫看不出任何的“耻感”，满是权力的嚣张与跋扈：干预司法者连遮羞布都不愿意要了。
同时，从法院的角度看，很多法院都有要求法官“自觉抵制递条子、说人情”的规章制度，但这种“自觉”条款仅仅只能说是道德层面上的要求，难以形成制度“防火墙”，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不能从问责干预者等方面来保障法官判案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将仍面临重重阻力。
2009年上半年，“研究建立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办案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被写入《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引起广泛关注。媒体当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向“干预司法”宣战。一年时间过去了，从重庆的案例来看，现在恐怕是该吹响集结号、采取行动问责干预司法者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