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读到两则关于医生开处方的新闻。一则是说神木医改成功的原因，在于该县医院对所有的医生有一套严格管理其开“大处方”的制度，医生开治疗费若一天超230元，医生将被自动“停机”，且面临最高12万元的重罚；其二，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常州第七医院儿科门诊给孙女看病，问诊后，儿科主任徐莉医生只开了5片药，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
虽然徐医生所做的是一个有良心而合格的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她自披上一身洁白的白大褂后理所当然该坚守的一种良知与德行，可读罢报道仍让人感慨。当下徐莉这样的医生太少太少，这样的只花一毛钱即能药到病除的“小处方”成为医院个案；讲医德、守节操、抵制“大处方”，好像已成为一种稀罕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而神木医改受到公众拥护，恰恰是其制度让所有医生在开处方时都能做到“只开对的不开贵的”。医疗领域，只要制度性控制了医生手中开“大处方”的那支笔，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不制止医生大包围圈式的乱检、多检，不彻底砸断医生、医院、医药代表、药商等共同铸起的这条已然做大做强并显固化迹象的利益链，尤其是，不尽快制止“医生开药不开对的只开贵的”有违医者良心与职业操守的“大处方”现象，国家投入再多税款，百姓抱肚喊痛的声音再高，估计医药费照样虚高不误。
将医生开“大处方”和“红包医生”频现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与道德的双重决堤，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为核心的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我们相关执法监管部门的长期缺失。
哲人有云：“制度好可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关于医生开“大处方”的“大监管”制度与机制到位，那么就不可能造成时下医生好开“大处方”的局面。而徐莉这样的医生，几乎就该布满所有的医疗机构。所以，控制医生开有利可图之药，就需要从控制基本药物制度开始，强化相关环节的用药监管，彻底隔离医生与药之间的利益链，并跟进严厉的法律惩罚制度，让违法违规开药的医生受到严处。如此，才能让徐莉这样的医生越来越多、“红包医生”越来越少，最终才能让“神木模式”演变成为“神州模式”。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