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解除程序做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对本人没有影响，他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2月25日《京华时报》)
受行政处分的官员悄然复出已不是什么新闻。比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复出后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质检总局原副司长在“三鹿事件”后，辗转着官复原级……“问题官员”复出不仅令当事官员仕途成为暧昧的悬疑剧，也消弭着公权的公信力，对此，公众颇有微词。
诚然，被问责的官员有时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出不能是温室里羞答答的玫瑰，而必须是骄阳下的向日葵，需要一套阳光下的程序。
具体来说，这个程序既包括当事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应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复出到新职位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这个职位必须选择“问题官员”？是什么情况决定了非“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问责时间板上钉钉，还是不能浇灭公众心头的疑虑。
由此可见，官员复出的关键不在期限而在缘由。“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也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关注到官员复出程序是件好事，这也是我们走向政治文明与行政规范的正途。接下来，相关晋升晋级也应该做出相应回应，以此对接官员复出程序的公平与公正，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当事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