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来的经济数据都在确认一个事实：经济减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态势愈发明显且下行有加速现象。这不论从官方的PMI(采购经理指数)还是汇丰PMI的连续数据都得到了证实。最新公布的官方6月PMI为50.2%，已创出7个月新低。而此前公布的6月份汇丰中国PMI初值为48.1%，同样为7个月新低。两者差异表现在官方包含更多大型国企，而汇丰更关注民营中小企业。
今年来，从投资增速、信贷增速、发电量、规模以上工业和国有企业利润等诸多方面经济数据，均显示出了我国经济减速的事实和加速现象。这里仅以最有代表性又少有“水份”的两组关键数据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5月，电力增长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加1.7%”，而过去10年这个数据年均增长率为12%；同样，铁路货运运输量增长仅为1.3%，而2005-2011年年均增长率6%。
在市场方面，较为典型的是，信贷增速下降、“三缺”现象越来越明显：第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缺少资金，融资难于融资贵仍在继续；缺少市场，欧债危机下全球需求减少且短期难见好转，且危机有加速蔓延态势，国内需求方面不会比国外需求更好的任何迹象；企业家对未来缺少信心，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的企业家认为这轮经济下行开始超过2008年那场危机。第二，信贷投放今年减少，引发市场要求“降准”和降息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从银行信贷方面看，却是风险预期突增、符合信贷条件的客户越来越少，市场借贷需求开始减少，而并非资金面的问题。
鉴于我国经济今年来数据与经济趋势变化，世界银行、IMF和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行近期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世界银行由8.4%下调至8.2%、OECD由8.5%调至8.2%、瑞银由8.4%降至8.0%、高盛由8.6%下调8.1%等等。下半年这些机构还会连续调整他们原来的预期。
所有的数据和事实不过是在验证我国经济长期下行趋势和周期性拐点已经形成。这并非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是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一次刚开始的共振。
国内关于经济减速的原因解释
经济下行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经济学家一直忙于探寻各种原因解释，产生了多种学说和观点。归纳一下大体上有这几种：
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正常收敛“学说；欧债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少(外贸出口影响)；国内需求不足(需要刺激)；中等收入增长陷阱；人口红利拐点和刘易斯拐点；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前述，均有各自的视角和道理，但都不能构成全部和更深层原因解释。
而最流行的原因解释是，“三驾马车”观点。这广被国人接受的“三驾马车”就是内需、外贸出口和投资。从内需来说，这已是中国的“老生常谈”问题了。从更宏观的数据观察，投资占GDP一半而个人家庭消费仅占GDP的三分之一这个对比数据，已经明确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拉动、与内需实在关系不大。从外贸出口看，不需要任何数据，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艰难清晰表明了，外需未来只有减少、难现增长。投资，成了中国政府的唯一且常用的“法宝”。但这个“法宝”的边际效率已经越来越差了、副作用大且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失灵。
长期的和深层的原因是：已持续30年年均增长高达10%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真正的长期原因在于，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但成败同因，这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样道理。过去成功的原因恰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和阻碍因素。
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其不可持续性更具体地表现在“增长靠投资、投资靠信贷、信贷靠货币”。这个模式多年来累积形成了“货币经济、投资经济和刺激经济甚至是泡沫经济”的特征与路径。
更可怕的在于，这个增长模式还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陷阱与“囚徒困境”。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结束或一个拐点出现，用制度解释就是，后发国家的相对优势——技术模仿阶段结束，后发国家劣势开始显现——制度模仿。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周期来观察，中国经济减速和调整从2007年就已经出现了，但被意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这就是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财政刺激经济计划的“横空出世”。
从我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经历看，所谓“人口红利”、“全球一体化”或“入世红利”学说与认识，根本都源于制度红利。回顾过去30年四次高速发展阶段，除最后一次是4万亿刺激计划外，其它三次无不源于制度的改革引发的“红利”。前三次包括1978你80年代中期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前后(入世前就有14年的累进性的制度改革)的市场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
人类共有的经历与经验告诉我们，陷入沼泽自救的办法不是不断挣扎，而是面对现实，缓慢爬出并最终逃离沼泽地。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陷入沼泽地，这片沼泽地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
由于过去经济发展模式和依此形成的路径依赖思维模式，我国经济每次下行不再是10年前采取的制度改革，而是加大政府投资和放松货币、银根、降息来解决问题。
2009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外加启动货币放松、和降息和信贷三年接近30万亿投放，使得GDP增长一度达到近12%，就是典型的发展模式下路径依赖的投资、加大投资的“挣扎”方式。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就是继续加大问题和使问题的解决不断延后。
近期一系列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再次出现，铁道部2万亿授信、1万亿宽带项目，以及包括产能早已全面过剩的钢铁项目启动，这更像是过去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陷阱和“囚徒困境”。在钢铁产能过剩方面，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钢铁产能占全球产量的45%，世界10大钢铁厂我国占6个，目前我国估计有2700座钢铁厂。其中多数是效率低下的小厂。
人类经济发展史早已告诉我们：货币刺激从来都不是危机和衰退的解药。恰恰相反，这是经济未来发展的毒药。货币、信贷扩张总是短期有效而长期有害。
而我国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的不是货币、信贷、投资、低利率。经济稳增长的情况下，不应忘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市场化方向的制度性改革，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改革。低利率导致的金融抑制和资源严重错配恰是我国经济乱象根源之一。需要的是，经济要素管制的放松的改革，比如，汇率、利率、土地、劳动力和能源。
显而易见，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下一个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扭曲问题。（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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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