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名杭州人士反映，杭州城郊一些村庄的村民原以种菜为生，虽不上富裕，但村庄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而获得了高额补偿款，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很多人因无度挥霍而返贫。（7月15日《人民日报》）
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的近郊、城中村，拆迁补偿款的数额看上去较大，确实打乱了许多村民的生活秩序。这不是杭州一地才有的现象。但笔者坚决反对某些媒体、专家、官员将农民（新市民）素质拿来说事。不惟农民（新市民）群体，其他许多社会群体都可能因为骤富骤穷、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陷入思想混乱，这根本就与人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按照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人本质上是寻求稳定、形成习惯并遵循的社会动物，打乱了稳定和习惯，任何人都可能难以适应，只是作出反应的方式和异常状态延续的时间存在差别。
实际上，一些人鼓吹“素质论”，其真实的观点是：农民（新市民）素质较低，支配不好拆迁补偿巨款，因而应该把钱集中起来由（素质更高的）村集体或者基层政府代管，倒逼农民（新市民）提高素质、去参与城市职场竞争。这种论调是极其荒谬的，一方面，拆迁补偿款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只能归于失地拆迁户，不管什么单位或组织，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能违背实地拆迁户的意愿来打这笔钱的主意。另一方面，将农民、城市居民的钱交由村集体（社区）或基层政府代管，资金安全难以保证，在民主监督程序和问责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在基层政府财政乏力的现实背景下，谁都不能保证资金代管者不会挪用、贪污或者干脆拒绝履约按进度发还。
《人民日报》报道介绍，杭州江干区对上述现象出台了若干对应举措，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创业，等等。这些举措立意良好，但正如《人民日报》报道中也同样提到的，失地拆迁户中“4050”劳动力占近四成左右，他们还有“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会积极配合职业技能培训、另择职业吗？
实际上，失地拆迁户“致富”后的思想与生活混乱，源于现行拆迁制度的机制设定，也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如前述，现行拆迁制度打乱了农民（城市新市民）的生活状态，“一次性买断”的，不仅有农民世代拥有的土地，而且还有农民世代相传的生产方式、谋生技能。可以说，现行拆迁及补偿方式，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政策设计及执行。由此来看，包括北京、杭州等城市给予失地拆迁户的补偿款，也根本不能称作“天价”——买断农民一家及后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区区几千万、几百万就是“高价”？
当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涉及到对农民土地的占用，但这样的占用既需要经土地征用者与农民群体的谈判，确定必要的补偿方式，包括现金补偿部分，还应包括为失地农民买齐社会保险的部分；也同样不能缺失失地农民持续分享土地增值效益的机制安排。在此基础上，政府还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激励金融机构向获得补偿款的失地农民群体，积极宣传安全系数较高的金融理财产品，引导补偿款获得合理恰当的处置，确保基本金额的保值；二是迅速在城市化新区域（失地拆迁户居住聚集区）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机构，服务这部分居民适应城市生活，引导其减少无序无度的浪费式消费；三是在该类区域建立创业创新发展基地，以金融机构为依托筹建公共基金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一方面投入创业创新项目，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失地拆迁户转型为投资者，以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