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警在我任期内发生问题，我深感羞愧。”9日，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邀请百余名基层运输业者，就公路“三乱”问题开展恳谈。会上，该省交管局局长尹喜平公布私人手机号码，并不止一次称将为司机们“撑腰”。（6月10日中国新闻网）
为方便司机举报民警违规操作问题，作为山西交警最大的“官”，尹局长公布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QQ、邮箱、微博等七项举报渠道。此举的用意，在于为司机们创造“越级维权”的条件，并借以顶端权力的介入和威慑，防止中下端权力以个体意志阻塞司机维权的渠道、损害司机利益。由是观之，尹局长的“撑腰”，首先是一种依附于个体形象之上的“权力撑腰”。较之于失范的权力行为，公正意志下的“权力撑腰”虽极具正能量，但仍旧是个体意志的产物，不具备制度的稳定性和普遍性。
回过头来细细揣摩一下尹局长的话——“如果民警在我任期内发生问题，我深感羞愧”，这背后的隐隐无奈，正是对上文的有力注解。毕竟，作为一个流动平台，官场若以个体意志维系行政公平与正义，那么，尹局长一旦卸任或者被调动，其治理公路“三乱”的决心，能否得到后来者的继承？他公开私人手机号码、QQ等举措，又能否被下一任局长所效仿？这些问题，都没有万分确定的答案，亦恐为尹局长所担忧。是故，包括司机在内，所有公民对权利的伸张，只有获得了刚性制度的稳定保障，才不至于被权力意志所困扰，社会的有序运行才不会被人为中断。这，应当成为制度改革的共识和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尹局长公开个人信息等举措，虽然能对中下端的权力失范行为进行施压与纠偏，维护司机权益，但这种依托于权力意志的“越级撑腰”，仍未触及制度内里的弊端，难以治本。具体到山西公路“三乱”来说，监督管理流于形式、违法违规成本太低、监管缺乏长效机制，这些弊端都曾为论者所提及。那么，在权力各段链条的运行中，如何打破内部监督机制的“作弊”可能，提高违法违规成本，避免一阵风式、运动式的整治，都需要在制度上下功夫。只有整个权力链条上的制度运行变得公正有序，公民才无需“越级维权”，顶层权力也无需“越级撑腰”，社会运行的效率也将得以提升。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