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年报显示，2011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6694.39亿元，较上年增长25.48%。这引起了坊间“银行暴利”的说法。对此，建设银行副行长庞秀生在26日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建设银行并不存在暴利问题，而银行和实体经济效益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在建行并不存在。建行去年每天盈利约4.6亿元反映的是企业规模大小，和利润薄厚无关。（3月27日《北京晨报》）
其实，庞秀生并非第一个否认“银行暴利说”的中国银行业高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各大银行老总，都不约而同地称银行业高利润主要得益于资产规模扩张，总体资产回报率并不高，“不能说暴利，只能说是厚利”。
不过，民生银行是一个例外。在该行公布年报时，行长洪崎说过“银行业利润太高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这样的话。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相比，民生银行只能算是一个小行，2011年它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且不好意思公布年报，那么其它大行就可想而知了。
“银行暴利说”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银行业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高度管制、市场化程度偏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基础上。公众投资渠道少，就医、就学、买房需要大笔资金，只能把钱存到银行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已把存款的公众当成了摇钱树。
其实，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市场上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不可能存在某一个行业利润特别高的现象。从客观讲，中国的银行之所以能“两头食利”——一方面通过压低储户存款利率，直接向储户“收税”；另一方面发明出“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中间业务收费，从顾客身上掘金，其“暴利”模式并不仅仅是银行本身的问题，而与目前的金融体制有关。
或许，世界上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某段时间内的确比中国的利差还高，可那多半是在资金短缺且风险较大的时候，一旦形势发生逆转，利差就会变得很小。而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一直比较大，且相对固定，已经成为银行业垄断的有力工具。
进一步分析，建行的暴利并非来自管理和创新，其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行业垄断和制度保护。银行与公众是一场有输有赢的“零和游戏”。当然，在这场“零和游戏”中，银行肯定是赢家，而且赢得很大，而公众永远是输家，而且输得不明不白。
建行老总对“银行暴利说”的辩解很强很暴力，不值一驳。正是在垄断政策的保护下，2011年，建行实现了令人炫目的16694.39亿元净利润，造就了特定群体动辄百万、千万的高年薪。建行的暴利是公众的痛，我们呼吁银行们不能再这样不知足，不能只把公众当成获取暴利的摇钱树，而应该主动减少各种乱收费，并还利于民。（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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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