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把“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发展”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中国几十年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因素总体上还没有变；第二句，制约中国经济较快成长的限制因素在增加；第三句，所以中国经济要加快转方式、调节奏的进程。
对于“制约中国经济较快成长的限制因素”，马建堂认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在弱化，中国高速成长面临的压力约束在增强，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其次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
笔者认为，从经济层面来说，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步伐日趋加快，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实际上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对于人力资源较为密集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来说，已成当下和未来都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由此，那些长期依赖数量型“人口红利”低成本运行的企业，未来或将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冲击。
受到严重冲击还有中国传统的国家经济盈利模式，“人口红利”这涌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已日渐枯竭，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上涨意味着“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日趋弱化，甚至于完结。春节以后，各地“用工荒”频频告急，一线工人“老龄化”现象也日趋凸显，80、90后不愿做、留不住，60、70后挑“大梁”已成用工现实。过去一直停留嘴边的“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已经“OUT”，那个时代真的与我们渐行渐远啦！
马建堂认为，面对两大制约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一步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
政府大力强调的“转方式、调结构”是整个“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轴。既然“人口红利”无法成为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在企业层面，又将如何应对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这一成长难题呢？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须着力推进。
一、企业要树立利益共享的价值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国务院要求在做好重点工作的同时，今年还要努力完成七项任务。而这七项任务的首条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那么，收入分配改革除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着力“提低控高”、规范分配秩序等，工资条例修缮、用工制度改革极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重要议题。
笔者注意到，据来自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数据，去年12月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北京是1260元/月，增幅8.6%，深圳1500元/月，增幅13.6%；而一些中西部省市虽然最低工资标准基数不如东部，但其调整增幅更大，比如四川、江西的增长幅度为23.4%和21.5%。此外，江苏今年还提出了工资涨幅要高于同期GDP增幅。如此看来，提高薪酬福利水平一定会抬高企业的人力成本，但这也是趋势，企业必须顺势而为，充分理解这个大背景，尽早树立好正确的利益共享价值观。
有些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特别是诸如搬家、物流、电路生产、清洁等人力资源要求大的行业，把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视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总是惴惴不安。事实上，企业在回报员工方面也要“软硬”两手抓。薪酬是员工维持生活的物质基础，体现其劳动价值，是极为敏感的“硬要素”。企业应该在经营发展、利润分配和薪酬上面做更好的平衡，摈弃过去那种过度压低人力薪酬福利水平以获取更多利润的做法，因为这是短期且不可持续的。
那么“软要素”的一手是什么呢？一套好的激励机制是不可或缺的。有时，提升机会和奖金比工资更“给力”，更“振奋人心”！另外，企业要让员工有自我归属感，应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注意劳动强度和企业文化氛围以及工厂环境的改善，想方设法地把人力成本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
二、破解人力资源制约因素的关键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变“制造”为“智造”。
经济成长的限制因素有不利的一面，但“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并不可怕。假如我们树立好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向人力资源建设上来，那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是更为夯实、更加有劲吗？
中国企业要改变长期沿循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就必须“锻炼体魄，提升内功”，靠“管理”消化成本上涨因素。企业要有明确的自身发展导向，运用科技成果来对企业进行改造，从生产线到设计再到财务管理、决策管理，透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替代过去的“成本优势”，变“制造”为“智造”。
同时，服务是价值的再创造与再延伸。企业的利润有可能从制造环节转移到服务环节上面，而且得到的还应该更多。
三、紧跟人力资源的“指挥棒”，注重“双转移”。
广东提出了产业升级的路线图：双转移，进内地。对于发达地区企业来说，与广东情形相似，都面临着土地告急、资源短缺等问题，特别是用工方面缺口更加明显。广东提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东西两翼、山区转移，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要向在地的二三产业转移，引导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珠三角转移。
广东升级路线图也可以为很多企业提供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借鉴。根据自身情况，有的企业要为引进西部较高素质人力资源创造好条件，而有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向西部转移，向内地人力资源密集地迁移。更何况，中西部有较好的资源、能源优势，还有国家的各项鼓励政策。而且，西部随着产业迁移也可得以更好发展，反过来也拓展了企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余地。
正如马建堂所说，2011年，中国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第一次出现下降。中国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快，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减少，需要负担的老龄人口在增加，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影响。因此笔者以为，无论是劳动力资源还是资源环境要素，中国高速成长面临着的这两副桎梏必将越锁越紧，广大企业要破解这一成长瓶颈，唯有勤修内功，争取尽早找到化解的钥匙。（王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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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