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必须确保人民币稳定

    ［作者简介］

    郑良芳：中国农业银行研究部兼体改办原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原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摘要］

    为了顺利实现我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必须要十分重视研究确保人民币稳定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问题，还关系到争取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大问题。为此，笔者对近年来发生通货膨胀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从实际出发得出一些抑制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确保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启迪，并对如何实现“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

    人民币稳定；通货膨胀；改善民生；和谐社会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确保人民币稳定，才能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实现我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为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是全社会的居民，其中特别对低收入的居民打击危害最大，带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给生活带来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着重治理了1978年、1984年、1988年、1993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这5次通货膨胀的起因和程度有所区别，实行货币信贷调控的侧重点和力度也不一样。

    1.1979年的经济调整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7年10月，国家在财力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把冻结了十几年的职工工资作了大面积调整，1978年，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14.2%。1978年又超越承受能力上了一大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2.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财政支出增长31.7%，银行各项贷款增长11.2%，均为1969年以来最高水平。当时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创汇能力低下，国家外汇储备不到20亿美元，在出口只增长28.5%的情况下，进口增长51%，当年外贸赤字达到11.4亿美元。1979年财政赤字猛增至170.6亿元，现金发行增加16.6亿元，增幅为26.4%，成为10多年来票子发行最多的一年，并由此酿成了货币信贷失控的局面。

    中共中央决定从1979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以改革为动力，探索运用经济办法治理通货膨胀途径。经过全国三年的努力，工农业生产增长，市场商品供应逐年改善，零售物价水平由1980年的6%回落到1983年的1.5%。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储备自1981年开始回升，1983年达到89亿美元。银行各项贷款和现金投放与同期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

    2.对1984年通货膨胀的治理

     1984年，在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分设专业银行过程中，再次出现经济全面过热，投资、消费双膨胀，银行信贷、通胀双膨胀。1984年，工业生产增长16.3%，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4.5%，工资性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26.2%，远远超过同年国民收入增长13.6%的幅度。这一年银行贷款总额比上年增长32.8%，同比多增加20多个百分点；现金投放262亿元，是上年的2.9倍，年末现金流通量比上年增长49.5%。导致零售物价当年增长2.8%，1985年增长9.3%。

    国务院于1984年11月采取措施，下发《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国家除了严格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严格控制财政预算支出外，更主要是运用货币信贷政策紧缩银根。而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使用新的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治理通货膨胀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治理的特点是措施果断、动手早、见效块、效果好。到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7%，增幅比上年回落20多个百分点；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20.8%，增幅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零售物价指数回落到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上年的12.8%回落到8.1%；现金发230亿元，比1984年减少31.7亿元，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由上年增长24.7%回落到12.3%。

    3.对1988年通货膨胀的治理

     1988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中突出的一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尽管从年初就提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信贷政策，但仍抵制不了经济热浪的冲击。沿海地区提出“大进大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中西部地区提出要迎头赶上当“二传手”，物价改革也要全面“闯关”。1988年，工业生产增长20.8%，能源、原材料极度紧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4%。财政赤字78.6亿元。银行各项贷款比上年增长17.0%，现金发行近680亿元，年末现金流通量比上年增长46.8%，零售物价上涨18.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1988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实施了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的货币信贷政策，重新恢复对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管理，运用了法定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工具，开办了保值储蓄特种存款等间接调控工具，使储蓄存款从当年9月开始转跌为升，1988年城乡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余额的46.1%，1991年底则已上升至54.6%。过高的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转为回落。全年银行各项贷款和现金发行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计划之内，分别增长17.5%和9.1%。

    4.治理1993-1995年通货膨胀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许多地方为加快经济发展，掀起一股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的投机热的风潮，泡沫经济的影响开始显露。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61.8%，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6%。财政赤字1395亿元。银行各项贷款比上年增长22.4%，广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增长37.3%，流通中现金在上年增长36.4%的基础上又增长35.3%，这两年增发的票子比建国42年所发票子还多1.87倍。导致1993、1994、199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和17.1%。

    货币供应超量增长，集中反映了经济过热、结构失衡、资源效能下降的状况，通货膨胀是诸多矛盾的集中表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下发的8号文件和1993年下发的6号文件所采取的16条措施，成为扭转经济和货币信贷形势的重大转折点。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从1993年秋季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运用行政、法律手段整顿金融秩序，强化货币发行控制权、基础货币控制权、信用总量控制权和利率调节权，有效地控制住货币信贷供应，稳住币值和汇价。经过三年的治理、调整和消化，取得了经济“软着陆”的成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的调控效果。

    5.抑制2011年上半年通货膨胀

     2011年1、2月消费物价均上涨4.9%，3月上涨5.4%，4月上涨5.3%，6月上涨6.4%。央行营业管理部7月4日公布的北京市2011年第二季度1400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4.3%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水平“高，难以承受”，较上季上升4.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具有“劫贫济富”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伤害最大，会加剧财富分配不公，与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治理通胀、稳定物价是2011年下半年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从上半年以来，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连续3次加息，通胀形势有所抑制。但由于影响通胀、物价上涨的因素错综复杂，当前的通胀是由诸多因素叠加产生的，既有国内自然灾害因素，也有劳动力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还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流动性因素，而来自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也不容忽视。为此，要有效控制通胀预期，还需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节。要继续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工具来管理和调控市场流动性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利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逐步消除负利率，一方面为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和稳定通胀预期创造货币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始终要紧紧抓住治理通胀这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不放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及时适时出台加息措施，让市场了解政府坚定控制通胀的决心。

    抑制高通胀必须有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这是被我国历次治理通胀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过度增加而引致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说的更加明白，“政府天生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货币量的增加是由于政府需要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截止2010年末国债余额已达67526.9亿元，比2005年末的32614.2亿元增加了1.07倍。2011年预算财政赤字又高达9000亿元。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刺激性财政政策引起的，连年财政赤字、寅吃卯粮(2009年国债增加(即财政赤字)6967亿元、2010年增加7289亿元、2011年增加9000亿元)。应该清楚：长期的财政赤字与靠国债融资依赖会使财政部门成为通货膨胀的制造者。为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要由财政部门开展增收节支减少赤字相配合。笔者认为，我国财政增收节支方面大有潜力。只要敢于雷厉风行开展改革开展增收节支，财政赤字是有可能大幅度地减小的。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分析表单位：亿元、增长%(略)

    二、历次通货膨胀情况因素分析

    1.应该说人民币在世界上属于较为稳定的货币，但人民币的本质是纸币，它必须受纸币流通规律所制约。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代替金银货币来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当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时，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减少纸币就会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所以，我国历届人民政府均十分重视人民币的发行。在5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每天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上报当天的市场货币发行量。每年将信贷、现金两大计划上报给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以防止市场货币发行过多、导致通货膨胀。

    2.凡是通货膨胀的年份均跟货币发行过多和贷款增长过多有关。从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分析表看，这5次通货膨胀中，现金投放高增长幅度在16.7-42%之间；各项贷款高增长幅度在11.2-72.1%之间。为此，为确保人民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必须要把现金投放和信贷投放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

    3.凡是通货膨胀的年份均是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过大的年份。从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分析表看，这5次通货膨胀中，经济增长幅度均高达10.3-21.3%(1979年则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7.5-61.8%之间。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仍是指引我们控制建设规模、防止通货膨胀的正确途径。为此，为确保人民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必须要把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

    4.凡是通货膨胀的年份均是财政赤字较大的年份。从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分析表看，这几次通货膨胀中，凡是通货膨胀年份，财政赤字在44.5亿元到7289亿元不等。为此，为确保人民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财政收支要力争当年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5.人民币稳定、物价平稳才有利于发展经济。物价波动大，不利于经济发展，‘温和的’物价上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时，在权衡多收税少发票子，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的利弊时，明确提出：“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陈云同志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危害性分析得如此入微和深入，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分析问题和考虑选择决策的。所以，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的观点，陈云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连续用了三个“我害怕”来表示他是坚决反对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的，这是值得我们牢记和学习的。

    三、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为实现“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而奋斗

    通货膨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公敌。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一个共同必须解决的课题。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新目标是：“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为了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我国经济发展则更要立足于实现“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因为只有实现“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才能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而今，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光荣历史任务是：要力争把我国人民币成为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要全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力争使人民币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之一。笔者对如何实现“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的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以下建议：

    1.要摈弃货币政策的多种目标，确立以“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为单一目标。英、美等西方国家在50-60年代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稳定货币”，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在长时期内货币政策松松紧紧，经济发展走走停停，长期的平均速度并不块。在7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和中央银行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持续的无通货膨胀的增长”。经合组织在1994年6月30日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认为，物价长期稳定是国家经济政策信誉的保证。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确立以“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为单一目标，以确保人民币的长期稳定。

    2.要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适度，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盲目制定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对经济发展造成惨重的损失，这在我国经济发展上有惨痛教训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容易出毛病”，“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因此，要实现“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每年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要定的适度，并要把各地“诸侯”的思想也统一起来，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只有在货币稳定的基础上发展，才是扎扎实实的发展，才是确保人民获得经济实惠的发展。

    3.财政货币政策要协调配合。建国以来，我国党和政府调节经济生活、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历来均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并用和进行有效配合。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党在治理制止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严重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创造性的采取统一财政收支、统一货币发行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治理1958年大跃进出现的“天灾人祸”时，也是采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财政、银行和物资实行统一管理，财政、银行两家要穿一条裤子，当好“四大金刚”，共同把好口子(李先念，1961年)，经过几年的调整，使严重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当1984-1985年出现投资、消费双膨胀，出现经济过热，国务院及时出台了财政货币实行“双紧”配合政策进行调控…。由此可见，财政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手段。

    4.要控制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使它同国力、物力、财力相适应。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仍是指引我们控制建设规模、防止通货膨胀的正确途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年度的情况看，凡是上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低，下年度的通货膨胀率就低。所以，要实现“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必须要严格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要根除“投资饥饿症”。

    5.要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力争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和货币的稳定。建国以来多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通货膨胀，同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供应短缺有关。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保护农业发展的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保障机制，确保我国农业稳定发展，为稳定人民币、为实现“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基础。但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我国与美国比较，还有巨大差距，得要花艰苦的努力。

    6.要加强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管理。应对输入型通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早做应对预案，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保增长、抑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长短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打破跨国公司对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期货市场和战略储备，增强中国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发言权”，力争使中国成为某些大宗进口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重点是尽快建立中国在原油、铁矿石和稀土等工业原料期现货市场影响力，完善和提升大豆、玉米、棉花等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具有竞争力出口商品的价格，避免出口企业受原材料价格成本上涨利益受损。高度关注外企在中国商品市场的并购和价格操纵行为，鼓励国内企业做大做强，向全产业链延伸。加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管理，还可一是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加大进口力度，以平抑本国短缺商品的价格；二是可以适度进行人民币升值，以对冲国际价格的上涨。

    7.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为此，必须要加快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把严重污染环境的“三高”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循环经济、髙效节能可持续发展方式上来，以制止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

    8.要坚决惩治腐败，堵住灰色通货膨胀。据全国各级审计机关从1998-2001年上半年共审计出违规金额18114亿元(每年约为6000亿元)，共审计51.5万个单位，向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移送案件3666件。有人估算，如果能堵住职务消费腐败与浪费，全国一年可以省下一个三峡工程投资。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外逃贪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为此，要实现“持续无通货膨胀的增长”，要确保人民币稳定、改善民生，必须要雷厉风行地坚决惩治腐败，堵住灰色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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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