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比，今年全国“两会”，关于政府的话题明显多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近日就批评了政府花钱“先斩后奏”，直陈当前人大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在读完两高报告后表示，恶意欠薪判刑少不怪法院，“法院不是不想判，而是因为很多农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放宽视野来看，对于公权部门工作人员，近有说法称“中国现有1000万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局称其不实。
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威严”是可见一斑的。政府做得不对，民众没有办法，只能寄望于媒体曝光和上级介入。从“两会”这一制度来看，应该利益纷呈，各种意见、建议包括批评都可以有，从“政府”在中国民主政治中所处的位置，完全应该拿到“两会”这个舞台上去评说和议论，让它成为一个热词。
对政府来讲，没有谁不喜欢听表扬，但必须清楚，政府主要不是用来表扬的。
政府从哪里来？从人民的授权中来；它到哪里去？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事情中去。这就是说，政府做了让人民满意的事，只是应该，但如果违规违法，损害人民利益，不称职，民众就可以对它不客气。比较其他国家的政府，能够明显感到我们的一些政府过得比较安逸。
刘锡荣说的是面上情况，但不离谱。在很多公开报道里，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花钱手笔大得很，被报道时都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中国现在即使没有1000万公务员，但公务人员过多是事实，有的地方秘书长有十几个，有的贫困县设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有数据显示，盛唐时期，全国平均每3929人养一个官员，世纪之交，比例发展到40：1，这些不是证明？
一直以来，无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改革方式方法想了很多，但减权仍然不够，放权仍然不足。权力一多，就很难放下了，权力一大，就很难自我约束。权力与利益捆绑，政府机构本身必然具有为扩大权力而升格、增编的冲动，减权放权，往往充满了纠结与不舍，外部压力不够，不能促使它必须减，必须放，必然久推不动，或者推了也要反弹，上如是，下亦然。
一个过于精简的政府未必没有问题，但体系庞大、人员冗杂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追求。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精确计算政府应该承担多少项事务，应该配备多少人员，但精简是方向。可取消，可不取消的，必须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应该放权，可转移，可不转移的，必须转移。
行政机构的运行方式已经与内外环境形成了某种共生性，改革起来不容易，但无可回避。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必须要让“政府”脱敏，不论当地还是外地，不论哪一个层次，“政府”不能变成敏感词，政府的问题不能变成敏感话题，必须打破政府只能被表扬的常态，让它习惯在压力下存在，接受真正的监督和约束。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改革不能只寄望于政府。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