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奉节县石岗乡以村为单位，耗资十万元摆下“万人宴”，让乡、村两级干部向广大人民群众报告工作。而石岗乡全乡无一个企业，全乡地方财政收入为零。参会村民称“如果通知开会时不说有伙食，他们不会参会，因为没有多大意思。”（《重庆晨报》12月12日）
地方财政收入为零的穷乡耗资十万之巨宴请村民听干部向群众报告工作，最容易招致的批评就是为何不把钱拿去改善民生，乡政府纯属花钱作秀。这样的观点乍一看好像颇有见地，针砭时弊，但细细品琢后不难发现仅仅止于表面而已。
在我看来，这一场穷乡盛宴背后折射出的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更为发人深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如今这部被寄予基层民主厚望的法律在实践层面黯然失色。石岗乡的村民其实对乡、村干部做工作报告没有兴趣，加之山高路远，不管饭就没人参会，这才是乡土中国政治参与的残酷现实。费孝通先生早在66年前便描摹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实际上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样的无为政治并非仅存于乡土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只不过是一句笑谈。在大多数的政治体系中，关心政治事务的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公民对政治冷漠，属于无政治性阶层。在民主参与的典范古希腊，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公民参加雅典沉闷的政治会议，警察要用浸过油漆的长绳将公民赶向普尼克斯山。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出席雅典城会议的公民每人每天可以收到六枚小银币。此情此景与奉节石岗乡何其相似，公民对政治的冷淡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揆诸令人尴尬的政治冷淡原因，效能感的缺乏是最为重要的根源。村民的一句“参会没大多意思”道尽了对基层民主政治不感冒的缘由。其一，如非有一顿丰盛的宴席，听干部报告工作能比在家从事生产获得即刻更多的报酬吗？八菜一汤显然比获邀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更能给村民带来满足感。在物质极度匮乏时，精神上的荣耀往往被视而不见。其二，在基层政权面前，村民个人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参加选举或会议的个人行为根本无足轻重，左右不了结果，村民便会选择不介入政治生活。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许安标曾寄望《村委会组织法》能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培养村民自治的习惯、意识，以民主的方式、方法生活。重庆奉节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精致理论与残酷实践两相背离的吊诡，在效能感缺乏、政治极端冷漠的乡土中国，基层民主乃至村民由下至上监督权力只能是一种奢望。
村民自治的蓝图描绘的再美好，敌不过与切身利益无关的一声叹息。类似《村委会组织法》这样的基层民主制度设计如若想从“文本中的法律”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唯有让村民感受到自己政治参与和个人利益有着紧密的关联，激发村民实践政治权利所带来的效能感、满足感。不达到这一步，中国基层民主的启蒙就远未完成，乡村治理中的草根民主之“根”便长不出新芽来。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