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庄河“千人下跪”事件灼伤了舆论，跪翻了市长，但汹汹的舆论并没有让下跪的村民“站起来”。被写进法规条文的村务公开依然遮蔽着；被宪法定义成“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当地村民委员会，依然与村民隔膜甚至断裂着；村民讨要的“两个活命钱”（征地补偿款），在从近1.5亿元的拨付数字骤缩为380万村集体存款余额后，依然没有着落……村民权益几乎被完全架空、掏空，让我们反思在庄河下跪的到底是百千村民，还是整个乡村？
下跪事件发生前的海洋村，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是一个创造了“海洋神话”的富裕村庄，是全国知名的养贝村，辽宁省的文明村、小康村，大连市的经济十强村。这样一个耀眼光鲜的外表下，却一面是“卖山卖海”没有征地补偿，另一面则是原村委会主任的家族产业颇丰，是村委会要求村民入股办贝类养殖场，“挣钱是管理层的，赔钱是集体的”。
如此比对之下，或许能够得出一个模糊影像：表象上看，海洋村一片风光，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标签累累；而内里却是只有以村委会主任为首的极少数人踏上了小康之路，大部分村民的法定权利被架空，积蓄被掏空入股，在不断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时，征地补偿无从谈起。局限来看，这是村民权益问题，深层来讲，这更像是一种“乡村沦陷”——从权利到财富高度集中于小集体手中，大部分村民无力、无奈地沦陷于底层。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因“富裕”而远近闻名，但在表面的经济指标之下，海洋村村民却仍然蒙受着被“自己人”盘剥之苦，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的猜测与想像。从河南许昌村官为征地指使地痞轧死村民，到“杯具门”背后的征地补偿款纠纷，再到“千人下跪”事件，接二连三的乡村事件，传递出的多是带有悲怆意味的乡村气息。所以，与其说是村民下跪，莫若说是沦陷的乡村在下跪。
在舆论的漩涡之中，一个人的权益被侵犯容易纠偏，而一个群体的权益被践踏，往往是舆论力所不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源贫瘠、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乡村沦陷现象，虽有多种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乃决定性因素。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