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本报今日A26版）
当很多社会问题借助公共事件不断撩拨正义与良知的时候，我们分明感到了一种断裂的痛感：譬如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穷孩子与富孩子之间很难基于先赋与后赋的公平原则合理流动，社会分层日益固化；譬如社会财富配置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化色彩，土地、资源、资本成为搅动财富大盘的最大庄家，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
表面看，是金钱生病了，于是开出的“药方”多在分配体制上，公众更是将呼之欲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视之为疏解社会问题的琼浆甘露。然而，分配体制上的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难求正解，早已证明贫富红线失守绝不仅仅是个财经命题——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底线的失守。房产领域公权窝案、司法腐败，这些远在分配制度之外的问题，哪个不是或明或暗地指向财富分配？
底线是怎么失守的？这不是读几次道德经就能回答的问题。数据显示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等国的实践更警示我们，这一阶段尤其应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隐患。要降低社会矛盾的“燃点”，缩小或起码控制住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既有赖于分配制度发力、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更有赖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共同捍卫那些基于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笨笨的、温情的、脆弱的社会底线。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