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区到公司30分钟车程，8点上班，要几点出门？一个简单问题，却让上班族大伤脑筋。6点半出发7点到，路上顺畅了，到岗却太早；7点出发，赶上大伙都在路上的点，说不定就会迟到……北京市两会上，副市长黄卫透露“已着手研究错时上下班新方案”的消息，或许正是对这恼人“早高峰”“晚高峰”的回应。
高峰时间的存在，意味着城市道路在低谷时间的空置和浪费。错时上下班，正是取长截短的平峰，让道路的使用效率更高。科学调控，能增加的容量绝不亚于修建一条主干道。但这一措施所需投入的成本，也同样绝不亚于修建一条主干道。在政策制定阶段，尤其要有成本意识，好好算一算有形无形的账。
错时上下班带来错峰出行，理论上很完美，理想中很有效。但公众的出行需求，离设计制度时的理想状态，可能差得很远。比如，学校放学提前1小时，接孩子的家长下班是不是也要提早1小时？对于没能提前下班的家长，孩子多出来的1小时课外时间要在哪里度过？
“魔鬼都在细节中”，除了纸面上的算计、理论上的设计，在研究错时上下班新方案时，还需要更为精细的调查、考虑不那么“理想”的状况，否则就可能花大量时间精力，却造出一个制度花瓶。
错时上下班作为一种向管理要效应的“软件更新”，要实行了才能看见效果，风险成本将会更大。事实也证明，错时上下班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北京在奥运会之后，就已经开始实行错时上下班措施，但仍难抹去“首堵”称号。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在进一步推广之前，更为精细化、科学化的决策。
同时，错时上下班的协调成本与执行成本，也应纳入考虑。这一举措牵涉面很广，全面铺开后，可能会打乱整个城市的平顺运行。正如有人所疑虑，“你错我不错”，会不会导致政府机关办事困难等新问题？错时导致各个行业、企业之间的重叠工作时间减少，是否会加大合作的运营成本？谁提早、谁推迟、谁不变的范围，又该如何划定？要消除错时可能带来的紊乱，在每一个问号之后，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协调与执行成本。
错时上下班，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需要考虑其中的民意成本。黄卫表示，错时上下班“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再经过论证和一系列程序，最终才能出台”。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民意成本的考量。实际上，推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些不适，造成的习惯改变，也是对公众社会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提出的一道考题。
一项公共政策的优劣，最终是一种经济学的考量。计算成本，也是为了让决策更科学、更有效。唯有认真审视各种问题，算好成本，才能追求最高的投入产出比，防止空转与浪费。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