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阔论】两个致命缺陷

2009年11月27日 08:06 来源：工人日报徐上峰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当然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但如果单一以文化差异来解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甚至太阿Q了。日本在文化上与中国接近，其语言文字源起于中国，却产生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承认己不如人的，可能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在作祟，这从每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国内一些作家气急败坏的反映就可看出。在他们看来，这一奖项似乎不是为中国设立的——西方对中国文化不了解。

    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因为从目前中国文坛来看，的确没有这样的扛鼎人物，即使是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张承志，都还无力承载这样一种荣誉。大江健三郎曾经称赞过莫言。得知大江健三郎访华，莫言说，“如果受到邀请，我将回避与大江健三郎见面，因为我不具备与他对话的资格。”

    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致命缺点，其一是缺乏人文主义关怀。翻开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会发现一个规律，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对丑恶的谴责，有对卑微的怜悯等。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颁奖词这样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同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作品主题经常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女人生来就被塑造、被忽视。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她经常用非凡的语言，对社会上各种陈腐现象以及禁锢力进行荒诞不经的揭示和抨击。”

    从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看，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数着力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但却有很强的时代性以及宽泛的代表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家耐得住寂寞，能够在写作方向以及题材上坚持多年甚至几十年不动摇。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中国作家写故事很有一套，比如余华、王蒙、池莉等人，他们写故事很酣畅淋漓，但看多了就会觉得，他们几乎把故事写完了，百分之百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留下可想象的空间。这种代替读者思考的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文学作品鼓励“合理误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读者有自己的思考，让读者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将他们的想法带到作品中去，对作品进行解构和再创造。因此，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不尽相同。

    歌德的作品缘何成就高，是因为他的作品含有更多“未解”因素，留给读者去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他的高妙之处，也是他的作品能流芳千古的主要原因。

    结合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他们喜欢将故事和盘托出，事件和文字传递的意义是单一的，读者看这类作品可以一目十行，并不影响阅读效果。比如“80后”作家郭敬明和韩寒，他们的语言天赋的确不差，作品也很畅销，但却不能让人回味，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

    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的背后，总有作者的意义存在，而这个作者的意义是多元的。”遗憾的是，在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这一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他元素都是固化的。

    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及“冰山原则”，他认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内在的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再思考、再体会。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中，他很好地实践了“冰山原则”，做到“越少，就越多”。

    文学具有相通性和国际性，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作家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但不解决上述两个缺陷，所创作的文学将是不完满的。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