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年未变的工资与不断飞涨的GDP、CPI之间的差距，民间曾有一句戏言：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一点，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有过精彩论述《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恐怕也是大多国人共同的困惑：为什么国人工作时间排名靠前，收入水平却未见高企？为什么普通工薪族起早贪黑上班，农民辛苦耕作或离家打工，生活却依然捉襟见肘？到底是什么消解了国人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近日针对居民劳动报酬与GDP的一组数据，或能对上述疑问有所解答。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日前表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5月12日《新京报》）
与之对应的一组数据则是，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一边是GDP的强劲飙升、资本报酬比重的持续上扬，一边却是居民劳动报酬比重的不断下降，在一个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里，一方拿得多，另一方就必然拿得少，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数学题。也因此，当面对这样的财富分配游戏，占据天平较轻一端的普通公众便很容易生出一种相对剥夺感。
话题便很自然又回到开篇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普通民众作为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在财富分配上却只能成为“最受伤的人”？不得不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主要依靠的还是丰富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这种靠低工资维系起来的企业成本优势，近乎成为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这一财富增长模式也自然导致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员工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从根子上形成了大多普通民众“干得多挣得少”的现状。
可是，社会经济享受了人口红利，自然也必须负担人口债务。特别当人力资源已经逐渐从充分供给走向一定程度短缺的时候，这种刘易斯拐点带来的也必然是人口红利的减损，随之改变的则是普通民众在劳动报酬上用脚投票的话语权的提升。这一点上，此前弥漫沿海的民工荒便是例证。
这实际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一味透支人口红利，而更应该为人口债务去兜底。这种对债务的兜底，除了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企业能够改变目前依靠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让渡企业利润给普通员工外，国家更应该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真正体现税收杠杆的作用。而不是让企业主之类的高收入者经常处于税收盲点，徒让那些本已十分脆弱的中产阶层，沦为税收大棒四处“击打”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财政税收理应发挥社会保障的功用，在教育、医疗、住房上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兜底，力践“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这种从财富分配上的利益让渡和保障兜底，也才能一定程度弥补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过低造成的断痕。
在今年两会上，有关提高居民劳动报酬的收入分配改革就一度成为焦点话题，其中提到的“调高、扩中、保低”的宗旨，无疑正体现着提高普通居民劳动报酬、为民众基本生活兜底的诉求。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应有厚实的的中产阶层、较少的底层人群，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这也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这样的社会结构实际也决定着，在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不止是企业、国家需要让渡利益给普通民众，在行业与行业之间，垄断企业与普通民企之间，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也都需要进行重新的利益调整。但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也必然是复杂博弈的过程，其中利益盘根错节，最重要的还是缺乏普通民众的声音。
也因此，提高普通民众劳动报酬比例，也必然呼吁提高普通民众在收入博弈中的话语权，这其中除了需要企业工会为之助力外，恐怕也只能如陈志武教授所说，让社会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打破垄断制度藩篱，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恐才能在各方话语充分博弈后见真章。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