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同往年一样，今年在各大网站、媒体推出的“两会”热点调查中，事关民生的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事项依旧高居榜首，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引导作用下，2009年的国内消费市场实现了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增长了9．8％和8.5％，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增幅达到16.9％。全年8.7％的经济增长中，消费的份额达到4．6％，贡献率达到52.5％，比2008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这些都表明了经济增长中消费的推动作用已明显增强。
然而，这些并不能完全说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得到了等量的收入提高，也不意味着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即普通居民收入低、消费疲弱的状况仍待改善。
收入差距拉大使平均值失真
就收入而言，统计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农村居民纯收入）是一个平均值，在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仅用收入增长的平均值衡量事情的全貌就会有所偏差。即一种状态的构成要素越多，要素彼此间的差距越大，仅以平均值来表述该状态就越不准确。或曰：离散程度越大，平均值的代表性越差。
譬如，第一年，有5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5、90、90、90、95单位，收入差距很小，人均可支配收入90单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二年，每人的收入都有所提高分别为：90、95、100、105和110单位，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单位，提升了11％，收入差距未拉大，使该结果仍有着较强的代表性；但到了第三年，5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0、100、100、110和200单位，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0单位，增幅达20％，这20％的代表性就会变差——它的升高主要来自第五位收入提高至200的作用。此道理可说明现实中，随着近年来国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越拉越大，当收入的总值和平均值的提升，更多的是由少部分“先富起来”者、“成功人士”、行政垄断行业及拿“灰色收入”者的数值推动的时候，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的整体代表性也就越差。它不能反映全面的情形，并必将和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感觉不一样。
百姓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它的构成不仅指城乡居民的消费，还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各种国有事业单位、垄断型国企和一般企业的消费。有关的统计和研究显示，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构成中，后者一直占到总体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我国特有的、每年超过万亿元的公款吃喝、公款养车、公款旅游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于是出现了在消费总量的增长中，主要还不是由普通居民的消费大幅增加所带动的现象。2009年家电下乡活动取得成功，既推动了相关企业扩大生产，又使许多城乡居民购买了大批家电产品，的确是件惠民的好事。然而，又应看到，这类产品需求的扩大是来自超过10％的政府财政补贴，并非市场自然出现的民间需求扩大。
国内民间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在于普通百姓的收入较低，加之还有不稳定预期的因素。多年经济发展中，在扣除通胀因素，尤其是对比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高价格上涨因素后，普通居民收入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是下降的，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城市低收入群体。现实中，还存在对低收入者拖欠工资的现象。
再加上多年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未与经济高增长同步实现，由此使得大量城乡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除维持温饱的必需品外，不敢消费也无能力消费。在这些群体中，在收入不高的同时，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和不断增强的储蓄愿望，其中的原因更多地出自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房价及医疗、失业、教育保障方面的考虑，而并非中国人喜欢存钱的传统。
在投资需求方面，由于政企不分、官商一体行政垄断领域仍然过多，大大超出了公共物品的范围，减少行政垄断的改革一直未能推进，形成利用官办企业与民争利的市场垄断。在制造社会分配不公的同时，也阻滞了民间开展投资活动。
提高百姓收入与扩大内需
在未来的经济成长中，重要的不光是GDP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多少，还在于能否不断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能否扩大民间消费与投资需求在其中的份额。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并制止社会分配不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普通城乡居民逐步形成稳定的预期与扩大民间的消费投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目标的实现，又期待有更多的惠民新政出台，并继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笔者认为，其中包括：
○降低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如能较大幅度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将可对国内的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有较大推动作用，还能有利于降低所有企业的成本，促进企业增加投资。
○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缩减基建投资信贷，增加民间消费信贷，改变民间消费和投资活动不能平等地与国企和政府工程项目分享金融资源的现状。
○继续加大各级政府预算在医保、社保方面的支出，加速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
○在城市中大力推进廉租房的建设。稳定房价的重点应放在增加有效供给，而非用行政手段打压市场房价。
○降低政府服务成本，使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经营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中得到发展。并真正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让民间投资有更多的空间。
○各级行政权力以及同行政权力结合的国有垄断企业，在经营范围、内部分配、产品定价各方面需要受到有效制约。过去一些地方出现的所谓的“国进民退”，都是由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强制推行的，包含着特殊利益集团对合法民间产权的侵犯，已经影响到政府诚信，造成非公经济的萎缩。这种做法，不是真正的市场交易行为，需要高层政府部门、人大加以约束和制止。
○面对财政收入的压力，各级政府部门应着力于节支而不只是增收。国内不断增长的公款消费行为：公款吃喝娱乐、公车消费和公费的国内外旅游，数额庞大，属非正常的消费行为，应大力压缩而非扩大。如果能够压缩一定的比例，财政压力将会有所减轻。
○需要减少以至消除因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靠滥用政府机构权力、靠偷抢蚕食全民资产、靠不正当的灰色收入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对此，需要落实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施政企分开的改革，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加强对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打击，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经济增长一直很快，但存在过多地依靠出口而内需不足，在储蓄率过高而民间消费和投资不足的同时，又产生着畸形、过度的公款消费，政府投资项目庞大而低效，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上游产业和服务业的行政垄断，下游制造业的过度竞争。社会分配不公的扩大，社保体系发展滞后，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需要通过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老百姓才能能花钱、敢花钱。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