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劳动力的“弱势要素”地位，是一个复杂且牵扯较多的系统工程，对一些已经形成“低人力成本惯性”的企业更是如此，因此必须审慎、平稳、渐进进行。
在近日召开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强调，要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把关心人、注重人文关怀、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转方式”的重要内容。
改善用工环境，注重人文关怀，与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与此相呼应，不久前广东发文正式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平均提高21.1%；同时，珠三角一些“用工大户”企业纷纷增加员工工资；而放眼全国，近期约有14个省不约而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种趋势，对劳动者而言，无疑是福音；对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从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道理不难理解。“天生万物，以人为贵”，“物”的积累必须造福于“人”的发展。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一方面，大家都承认，提高劳动所得，有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激活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并非所有人都真正意识到，初次分配公平是确保社会公平、效率的重要基石。以前曾认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从而导致，在对社会公平意义重大的初次分配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被长期低估，不仅工资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和税收增速，“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倾向也甚为严重。比如，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在第一次分配中增加“公平”的权重，改变长期以来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权利互动、要素回报上的相对弱势地位。
诚然，在任何国家不同生产要素的相互地位必然是此消彼长、动态平衡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近些年资本要素的“强势”，与劳动力要素的“弱势”，已经形成过大的反差。这种“弱势要素”和“强势要素”的分野，暴露了经济体内的某种失衡。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回报的畸高和畸低，严重遏制了劳动力的创造激情和主动性，从而导致我们所说的“效率优先”，某种意义上仅仅体现为企业微观意义上的“收益”，而非社会整体发展层面上的“效率”。
这种强弱力量的回调，除了企业的“高风亮节”、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比如通过工会自觉维权)外，某些外力的干预更为重要，比如，政府应适时出台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规，或者在劳资纠纷中更好地发挥公正的协调者的角色，让业已失衡的天平逐步“复位”。此外，由政府主导完善用工软环境，以公共服务提高劳动者福利和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广东刚出台的外来工积分入户制度便是如此。
当然，改变劳动力的“弱势要素”地位，是一个复杂且牵扯较多的系统工程，对一些已经形成“低人力成本惯性”的企业而言，难度更大，因此审慎、平稳、渐进理应成为大前提。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任何疗伤之举，必然带来“阵痛”，要想治愈劳动关系不和谐、人力资源竞争力不足等痼疾，这点阵痛，无疑是必要的付出。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