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来看为何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一般都是以GDP的增长来表示的。但GDP这个指标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譬如，根据GDP的统计原理，生产出来的一些质量低下的产品，甚至难以售卖出去的产品也会以存货投资的形式计入GDP。而这些产品也许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享受，还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浪费。如果将一些基础设施建了又推，推了又建；将马路修了又挖，挖了又修，也会使GDP发生表面上令人兴奋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有多大意义呢？ GDP的增长还往往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的被损害当然是一种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在目前的GDP的核算中还无法得到有效的反映。另外， GDP无法反映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享受状况，等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重视GDP及其增长，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它不恰当地顶礼膜拜。
从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看，我国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的，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净出口又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有隐患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是需要消费市场来消化的，如果消费一直跟不上，投资就会落入低效率的陷阱，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政府的大量投资还会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进一步挤占社会消费。实际上，经济学上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该模型看来，投资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能扩大总需求，缓解销售困难；另一方面，它使生产能力提高，必然增加总供给，这就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总需求不足。要解决下期和更后面的需求不足，投资必须始终保持一定的较高增长率。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这一模型早就被其他许多模型所批评和替代，因为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我国的净出口增长本身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经济发展如果过分依赖净出口就有问题了。道理很简单，假如外部经济体一有风吹草动，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冲击。而且，净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有时可能会呈现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实际上，也正是我国目前这种主要由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的提高。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众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指数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要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呢？一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受企业的利润侵蚀，切实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改变人们的收入预期，以便真正刺激消费。如优化税制结构，增加对特定群体的政府转移支付等。可以说，没有强大消费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理想的发展方式。二是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等经济学原理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条件下，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必然低下。经济学上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也正是强调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逐步使市场导向性较好的民营投资取代政府投资担当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四是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不仅仅是以GDP的增长速度考核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政绩，还要以人们的福利水平、环境保护等多元化指标来考核。但科学政绩观的树立依赖于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是仅凭材料的学习所能解决的。
最后要说的是，目前媒体谈论较多的低碳经济只是理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之一，但低碳经济并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部内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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