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这是美好的愿景，更是庄严的承诺。这足以说明，我们不再是像若干年前单纯的抢速度，而是已经把尊严问题，把如何生活得更加幸福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了。
以“尊严”为出发点，在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审视判断和前瞻预见宏观走势，需要更具建设性地关注和思考一个个微观话题。为此，本报记者约请16位专家学者全方位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释疑解惑，也是为广大干部群众达成共识投身实践提供平台。
主持人
本报记者李晓莉
嘉宾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英(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夏泽民(西安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李程骅(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宏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社会工程中心主任)
王诚安(陕西省委党校教授)
刘进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李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苏喜(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锦春(陕西省委机关工委副书记)
李清芳(西安市委党校教授)
罗亚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黎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田猛(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书记、副教授)
杨洁(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
杨晓英(陕西省委党校讲师)
【新词之一】尊严
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本性价值目标
主持人：由于“尊严”的提法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很快成为最热门的词语之一。如何评价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首次成为政府工作的目标？
石英：“尊严”生活的提出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四个“更加”，是对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宣示和重申，是对政府职能公仆本色的正本清源，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践诺。
实际上，温总理在年初的春节团拜会上就曾提到“尊严”。温总理当时解释“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由此可见，“尊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是基于一种深刻的认识，传递了政府的执政目标，表达了达到这一目标的信心。
刘进田：我理解，“尊严论”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和热切期待，喻示着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人本性价值目标和前进方向。
让每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主要讲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问题。和“幸福”相比，“尊严”是人的政治权利和精神人格要求得到满足后的心性自尊和满意状态。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由平等人格。幸福和尊严都源自“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本”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是以人的幸福价值为本，体现在政治发展上，是以人的尊严价值为本。“尊严论”是“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持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之后，如何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刘进田：“大家都有尊严地生活”，要求我们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法律观、国家观和社会观。
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要求法律必须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人就能有尊严地生活。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要求国家必须以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目的。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要求社会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石英：“尊严”需要物质基础，“尊严”以改善民生为前提。可以看到，近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民生的分量越来越重，今年的民生投入更大，民生工程的标准更高、推进速度更快。农民工的户籍、城市人的住房、就业、看病、上学、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回应着群众的期待，追求着公平与正义。
“尊严”意味着，对政府工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更高了，不仅是追求GDP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还要在社会的公平公正、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有实质性的深入和推进。
李健：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社会就必须更加公正。社会公正首先意味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方面公民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等和统一，这就从根本上影响着公民尊严的实现。
其次，社会公正还意味着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是社会发展的保证，然而，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靠否定公民自由来实现的，恰恰相反，它是靠肯定和促进公民自由来实现的，是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实现的。
再次，社会公正还意味着公民平等和差异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之间在体力、脑力、工作、收入等方面不可能有绝对的无差异状态，而且收入方面的适当的合理差异也是对人们工作的一种激励。然而，差异必须以公民平等为前提，这也是公正社会的要求。消除公民不平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公民尊严的重要条件。总之，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就必须建立一个公正社会。
【新词之二】批评政府
将提升百姓自信
主持人：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一点对保障人民的尊严有何意义？
夏泽民：老百姓批评政府、监督政府，首先体现出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展现出政府的人民性。其次体现出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当家做主的尊严和地位。三是对人民自身权益的保障和展示。四是使得老百姓生活得更加自信，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对民族、对国家更加有感情，更加具有民族凝聚力。
主持人：政府应该为此创造哪些条件？
夏泽民：政府应该创造的条件，一是建立“阳光政府”。政府的决策、服务、各种执政行为应该透明、公开，让老百姓对政府行为有全面清晰的了解。二是要为老百姓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提供网络、媒体等监督平台和渠道，保障人民对政府的质问、质询等监督活动顺利有效进行。三是提升老百姓的自身素质，不断增强参政议政、监督的能力。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李黎明：“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来杜绝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充分自由和尊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改变“唯GDP”的增长模式，做到以人为本，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自觉增强用制度化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调整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致力打击腐败，在坚持国富的同时，统筹协调，推动民强，实现社会公平。
田猛：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们来批评、监督政府，就是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也是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对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支持。为此，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快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性政府的意识，同时应建立和保障人民针砭时政的平台，以豁达的心态接受老百姓的质询和问责，在保障人民有效监督的前提下，让人民能够充分、自由的拥有和行使选择权、表决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应促使人民加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自觉、主动的关心、参与社会事务，通过基层角度的观察来为政府的施政理念、方式提供参考。
【新词之三】“低碳”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叩门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低碳”，使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的“低碳热”终于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定。这一规定有何深意？
杨晓英：“低碳”概念首现《政府工作报告》，它体现了政府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提高发展质量的决心和信心，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指引。同时，也预示着低碳观念、低碳产业、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社会等一些列低碳的发展将成为大势所趋。
“低碳”，在今年“两会”上无论是从被提到的次数还是被关注的程度，毫无疑问都是最热的词汇之一。据粗略统计，政协委员的提案10%与低碳有关，委员和代表纷纷高调建言低碳经济。而“两会”中也是处处体现低碳理念：在政协委员们报到的时候，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环保布袋；濮存昕骑着自行车“低碳”报到等。从大会处处传递的低碳信息，到九三学社的低碳提案被列为政协“一号提案”，再到《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已不再停留于概念，甚至不再局限于能源和消费领域，而将全面影响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
【再谈之一】 8%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8%
主持人：包括今年在内，我国已经连续3年将GDP的增长目标定位为8%，这3个8%的背景和内涵有何区别？
李义平：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GDP增长保持在8%左右，社会经济发展才是平稳的，否则就会出现就业不足等问题。然而连续3年的3个8%的背景确实是不一样的。2008年的8%，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对自然的8%，2009年8%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保出来的8%。2009年的8%虽然解决了速度问题，然而靠扩张性政策，即货币呼吸机保出来的8%，它却带来了很多隐患，使很多问题更复杂了，例如，通胀压力加大，低层次重复建设，结构问题更加严重，创新不足，环境污染等。正是因为如此，中央才及时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面对去年保8%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必须提升GDP的质量，不仅要看GDP的数量，更要看GDP的构成和质量。清朝时我国GDP占世界的33%，英国只占5%，然而，英国的GDP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清朝的GDP是茶叶、蚕茧等，结果还是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此外，还应当按照发展的要求，关注各种社会福利，即民生指标。总之，今年的8%应是调结构，转方式的8%。
李程骅：就增长的环境和经济的结构、经济发展的方式等方面来看，这三年的8%是有较大区别的。尤其是2009年已经实现的“保八”增长指标，政治意义已经大于经济意义，是一种应急型的经济增速，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来苛求它。2010年预定的8%增长指标，肯定是内涵深化型的经济增长。
这3个8%在惠及民生方面，也有不同。2008年的增长，CPI快速攀升，我们为防止通货膨胀，基本上是紧缩的金融政策，房价应声而落，普通居民还有一定的财富期待。但2009年房价的快速上涨，不少城市的房价甚至翻番，大多数城市居民直接感受到了危机感、被剥夺感、相对贫困感，经济的增长并未让百姓产生实惠感。2010年的8%，希望能在民生的层面上系统落实相关政策，尤其在遏制房价快速上涨、降低家庭教育费用支出以及最低收入保障水平提升上加大力度，让“民生经济”比重提升。由此，老百姓才能找到“满足感”、“尊严”感。
王苏喜：实际上，2005—2010年，我国政府连续6年将当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8%。我想重点谈一下近三年的情况。2008年的8%目标导向为了“抑”；2009年8%的目标，目标导向为了“扬”。
今年的8%传递的信号是：我们不再单纯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是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预留更开阔的空间；是要“好”字优先，更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目标导向是“稳”。
【再谈之二】扩内需
向民生倾斜
主持人：今年依旧强调扩大内需，和去年相比，今年扩大内需的途径和举措何在？
李义平：去年的扩大内需虽然也重视消费，但主要是靠投资，靠一些基础建设项目拉动的。如同我刚才讲的，这样的拉动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今年的内需必须关注民生。这正是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增长更多的是数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而且更多地包括生态环境、文化卫生、教育、休闲等，发展是居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是为了提升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王苏喜：今年依旧强调扩大内需，但和上年相比提出的措施似乎更具体，更侧重于民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增加收入，扩大消费信贷，让居民有能力消费。二是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改革，让居民敢消费。三是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让居民愿意消费。
另外，要注意的是，如2010年那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不会再延续，社会资本的市场需求可能会成为政府着力培育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应该期待的。
【再谈之三】“分蛋糕”
彰显政府博弈水平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他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如何评价“分蛋糕”？
王宏波：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科学处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形象说法。
科学地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性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我的理解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理解。这就是从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来理解和从生产关系发展方面来理解。从生产力方面理解可持续发展，就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要调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们的分配关系不合理，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秩序就会紊乱，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谐了，社会环境优化了，就会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就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主持人：如何合理地“分蛋糕”？
夏泽民：一是在劳动者初次分配，即工资性收入分配时，既要注重效益又要兼顾公平，同时，建立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二是再次分配时政府应更多地关注民生，财政投入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三是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帮助老百姓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制度；四是通过法律、税收等杠杆，调节过高收入。
【再谈之四】就业难
实质是就业结构失衡
主持人：为何会出现就业难题？
夏泽民：我认为，不是就业难，而是就业结构不合理。中国是人口大国，却是人才弱国。主要原因在于：1.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不对接；2.就业者的知识、技能结构存在问题，与市场需求不统一；3.择业观念存在一些误区。
罗亚萍：目前我国的万人大学生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的教育结构超越了产业结构水平。与产业结构的逐渐升级相适应，教育结构也应该是一个渐进升级的过程。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处于初级化阶段，而我国在没有普及12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率先扩大了大学教育规模，使得教育结构中的高等教育比例快速提高，出现了相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缓慢升级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来讲，我国教育结构中的高等教育规模超前发展，从而造成劳动力的需求质量结构与供给质量结构不匹配的现象。
主持人：报告中明确指出，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可实际情况是很多毕业生将目标定位于留在大城市，定为进入京沪广，年轻人的这种理想究竟是无可厚非还是需要纠正？
夏泽民：对于年轻人选择进入京沪广，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它符合人的价值追求。大城市条件好、机会多。国家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特别是边远贫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如工作条件、交通条件、文化生活条件等；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政策扶持。对农村基层和边远地区实行高补贴政策，通过更多优惠政策引导城里大学生下乡创业、就业。
【再谈之五】反腐
增强制度执行力
主持人：面对社会对反腐倡廉问题的高度关注，如何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李清芳：制度是导向性、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具有教育所不能替代的约束力，是反腐倡廉工作中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一是要营造良好的“基础性制度环境”。所谓“基础性制度环境”，就是指在制度规划、起草、调研、征询、修改和审定等环节上，为制度的执行提供普遍认同的“合法性”基础，减少制度执行的阻力。
二是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协调性与系统性，使党内现有的大量制度，形成一个功能梯次配置、紧密承接的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具有比较强的自我支持能力。
三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教育。必须强化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教育，牢固确立在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带头维护制度，带头执行制度。
四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监督检查机制，把执行制度情况纳入部门工作和领导干部个人的考核内容中，通过监督检查来促进制度的执行。
【再谈之六】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对公众的郑重宣示，对人民的庄重承诺。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王锦春：建设服务型政府，观念转变要提速。领导就是服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只能为人民服务，否则就是权力异化。
实行依法行政，加速职能转变，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基础保障。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权限划分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需求为宗旨，以提高办事效率为目标，以节约行政成本为导向，从而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完善监督机制，发挥民意作用，才能有效打造服务型政府。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标准定位于“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健全涉及社情民意通达的机制、决策咨询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问责制等，从而通过完备的制度机制、坚决的落实执行、有力的监督奖惩，引入民意机制对政府行政形成约束力。
王诚安：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着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首先，政府公信力来自于对人民的满腔热情。我们党和政府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标准。其次，政府公信力来自于对社会的诚实守信。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政府的理政之本。现在“诚信危机”已经是国人普遍关注乃至甚为堪忧的社会问题，而政府诚信缺失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政府要取信于民，就要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说实话、报实情、树实绩。再次，政府公信力来自于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尽职尽责为社会服务，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要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工作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夏泽民：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服务型政府主要有四项职能。首先，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基础条件和各项公共服务等。其次，政府要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效运行。再次，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涉及到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老百姓生存权益的保障；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关国计民生的若干事项；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共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等。最后，政府要关注、照顾好那些生存能力差的社会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生存之忧。总之，政府要真正履行好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必须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才能真正建设好服务型政府。
【争议之一】通胀
“雷声”还是“雨点”？
主持人：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通胀究竟是没有到来的“雷声”还是已经存在的“雨点”？
李义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高涨，说明通胀已经不是“雷声”，而是“雨点”了。老百姓感觉到的菜价在涨，肉价在涨，水价、电价，以及资源价格上涨，就是通胀的表现。通胀从根本上讲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一个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计算公式，即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货币的流入速度。在这个公式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是个因变量，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果把后者当做自变量，有天量的货币投入，就很容易发生通胀。就历史的经验来看，实行凯恩斯的扩张性政策的结果，很容易发生滞胀。
王苏喜：对于通胀的担忧，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再次显现，并非凭空而来。客观地讲，今年导致通胀的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前者如国际市场的价格传导，国内货币和信贷的投放过大，个别商品(如商品房)价格的持续走高且带来连锁反应等。后者如农业稳定、粮食丰产，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社会总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等，都是抑制通胀的力量。
应该说，一定程度的通胀和对通胀的担忧，是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相伴随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居民的消费价格(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实际上比去年的4%要低，所以我觉得对于可能的通胀要关注但不应过度紧张。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管理好通胀预期。如何管理好通胀预期？
李义平：从近期看，一是要适度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二是要增加关乎民生的供给，三是要规范流通秩序，扼止某些领域的非正常高价，警惕资产泡沫。长远地看，关键是建立起以内需拉动的、良性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稳健的经济发展机制，而不是靠频繁地宏观调控。操作不慎的宏观调控带来的问题更多。
王苏喜：我认为不必过度紧张可能到来的通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放松通胀预期的管理。理论数据和历史经验都表明最根本的办法是稳定农业，保证今年农产品的稳产和增产。一旦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后果可能就真的挺严重。
主持人：今年内会频繁加息吗？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李义平：今年会加息，因为要预防通货膨胀，加息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事实上中央银行已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加强货币政策灵活性和针对性。
【争议之二】高校去行政化
中国教育走到了十字路口
主持人：温总理近日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淡化大学行政化倾向。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杨洁：高校去行政化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的教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高校要不要去行政化？对此，“两会”代表委员观点迥异。支持者认为，行政化是大学缺乏活力的关键，是大学学术萎缩和腐败的根源，应该坚决去行政化；反对者则认为，去行政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教育世俗化、功利化和学术腐败等问题，去行政化必然涉及到高校行政级别的问题，一旦行政级别被取消，就会贬低高校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对这个问题，你提到的《纲要》中已经给出了方向，去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高校改革的重要目标。
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言，大学淡化行政化倾向或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那么，您以为在当前有哪些实现途径呢？
杨洁：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对这个问题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去行政化要不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目前全国有30多所副部级高校，部分正厅级本科院校和副厅级高职高专院校。是不是取消行政级别就能解决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值得深入思考。二是去行政化是否要实行教授治校？大学是学术组织，学科设置、研究方向等的确定，要充分发挥学术的作用，不能以行政权去限制学术权。是不是一定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区别对待。教授治学基于专业素养和学术追求，值得大力提倡；但教授治校不应盲目推崇，因为，教授治学有方，不代表教授管理有方。三是去行政化的核心是什么？去行政化最关键的是政策上、体制上要保证政府不过多干预学校事务，学校内部要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也就是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记者李晓莉采写整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