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重庆警方透露,他们抓获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扒手:偷钱包后,他总是将证件等物品寄还给失主,自称是“知识分子”,要“文明作案”。去年11月,被盗者孟先生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失窃的身份证、驾驶证和重要票据,寄件人未留下任何个人信息。今年2月19日,九龙坡区西彭派出所民警抓获了窃贼周军,发现他就是那个寄回失主证件的人。办案民警说,今年44岁的周军曾当过代课老师。(5月1日《京华时报》)
新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舆论对待新闻的态度。明明新闻报道的是一个小偷,但在公众眼中他却成为了一个有着不错品格、流着道德血液的人。虽说,与其他小偷相比,主动邮寄身份证明与证件的周军的确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可恨;但是,归根结底,其行为不还是偷窃,还是在侵害他人权益吗?而且,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得知,这位所谓的文明作案者还是一个惯犯,10年前曾经因故意伤害被判刑5年,出狱后则开始扒窃,先后两次入狱。对于这样的一个劣迹斑斑者,人们的好恶为何不明确、不清晰了?
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有所谓的“次道德”——违法者在违法过程中所遵守的行业道德。作为一个小偷,在偷盗东西后,完全可以把钱财占为己有,把其他无法兑现成钱财的东西统统扔掉或销毁。但是,这个周军不同,他偷到东西后总把证件等物品寄给失主,这种急失主所急、想失主所想的“善意”,这种只图钱财不图其他的淡定与原则,岂不是一种相对的道德,一种次道德?所以,尽管人们痛恨小偷,但是在看到这个小偷时,却恨不起来,相反觉得这个小偷有点可笑,甚至是可爱——怎么还会有这么讲原则的小偷?
讲原则的小偷固然可爱,但是其行为还是违法的,其所谓的次道德严格地说并不是道德。人们之所以提出次道德的概念,很多时候只是因为道德的标准已经模糊,道德的底线经常失守。
比如,在面对一些医生收红包的现实时,人们不再期待医生可以不收红包,而是期待医生收了红包之后能够敬业一些,在面对少数官员权力滥用的乱象时,人们不再期待官员能够清正廉洁,而是期待他们别瞎折腾。此时,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准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理想中的、是道德应有的样子,但是人们对此却不再相信;另一个是不断降低的道德标准,甚至有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道德,但是人们却依然真实地期待。
因此,在审视公众对盗亦有道的小偷予以同情时,与其说这是对次道德的追捧,不如说这是对道德滑坡的无奈接受。一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可以成为谈资,但现实的道德滑坡却是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公众对讲行业道德的小偷的追捧,没有看到这种追捧背后的无奈与失望,没有感觉到这种追捧对于社会道德、对于那些应该承担社会道德群体的嘲讽,问题还将继续下去,那些所谓的次道德还会不断泛起,而真正的道德将在模糊和退化中,遭到更严重的伤害。
这当然是社会不能接受的,人们更应该做的是从自我做起,坚守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承担起应该承担的道德。
(作者系教师)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