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北京究竟有多少公车？对于网民普遍存在的这个疑问，相关部门均表示“不便”或“无法单方披露”，并透露“这个问题很敏感”。（12月20日《新京报》）
一面提出“公务车零增长”的方案，一面“不便回答公车数量”，这样一个结果或者说事实，令人沮丧——如果甚至连“究竟有多少公车”这样基础性的信息，都不便公开回答，那么，“公务车零增长”目标的兑现何以监督、又如何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和政策诚意？这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只有公车信息公开，才能方便民众监督，才能知道每年公车的数量是维持、减少还是增加了”。
公车数量问题何以“不便回答”、“很敏感”？下列数据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全国党政事业机关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6倍，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元～10万元。
显然，在这种公车配备使用背景下，如果“公车数量”乃至进一步的“每个单位配备公车数量”、“每个领导配备公车数量”等信息均公开，那么，每个部门每个领导具体的超编配车情况以及使用成本，都将暴露无遗。同时，“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的事实也告诉我们，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不仅是“公务车零增长”，更是“公务车负增长”——将超编滥配的公车，尽快裁减下来。
这也就是说，回答公车数量问题所以“不便”、“敏感”，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如不便统计、无法准确计算），而主要是一个利益问题。
实际上，去年4月，杨慧文等律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北京市73个委、办、局同时发出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包括“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等在内的政府信息，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主要是，或者“非行政机关信息”、“信息不存在”，或者干脆回复：“你没有资格看到这些，我们这些都是报给领导的”。
这或许表明，政府信息的滞塞不通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匮乏，同样是重要原因。所以，要站在改进和完善行政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强化对公民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
必须意识到，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这一对基本法治关系中，政府权力的“不便”，往往正是公民权利的“方便”所在，反之亦然。比如公车信息的公开透明，势必能方便公众知情、监督权的行使——既能推动“公务车零增长”、“负增长”的兑现，又能促进将由此带来的公车节省费用尽可能地投入到真正的公共交通之中。（作者系评论员）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