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复旦校长批“教育功利”，进一步印证了社会舆论对教育现状的诟病。
杨玉良认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心态，与当前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轻忽人的根本德性培养，部分教师心态功利、浮躁，缺少“身正为范”的自觉自律有关。(9月20日《人民网》)
复旦校长对“教育功利”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但我认为，要纠正这种状况，对学校来说很难。这不仅是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的改变，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环境的扭转。用现实的观点来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能适应当前社会，能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如鱼得水、功成名就才是硬道理。所以，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以及学生在塑造自身的过程中，无不会以符合社会现状为标准，练就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反之，纵有浑身本事，在社会上到处碰壁，还是枉然——这是不是有点荒谬？但这就是现实。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如果“教育功利”只是学校的问题，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没有前途的，正如杨玉良说的，“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这当然应该是指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按照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以科学、有序和良性发展为前提，以公共道德和正确的世界观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如果社会现实具备了这样的氛围，那么“教育功利”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会被社会不容的，即使用“功利”来衡量，也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话，“教育功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现实崇尚道德标准，看重人才的德行，那么，学校和学生也会自然而然作出迎合，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德育”也备受重视了。而事实上，在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里，几乎看不到对道德水准的考量，仅仅是一纸文凭，这在用买文凭已经获得成功的先例中，充分说明了“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还是符合社会现实的。
我很理解复旦校长对“教育功利”的强烈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当然是对社会的，因为这些莘莘学子是国家的将来。但要让学校脱离“教育功利”，涉及到学校培养的学生能不能一下子与现实社会对接，或者说用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去逐步稀释这个充满功利的社会环境的难题。这个尴尬，其实在北大天才遁入空门的离奇事件中，已经显露端倪。所以说，即使学校的师生都意识到了“德育”的重要性，并付诸于教学，但获得的“德行”，社会能认可么？能给予什么回报？
其实，一个在无序竞争环境下的社会，道德早就成了稀罕物。因此，“缺德”不该是学校的独家丑陋。在教育、住房、医疗三件民生大事中，缺德的事是常常发生的，更吊诡的是，越是缺德，越能得到利益，而讲道德往往是好人没有好报。如此，怎么还去强求学校要对这种现实作出“反叛”？学校也承担不起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的重任。更何况，对许多人来说，接受教育并不怀有太大的抱负，仅仅是获取实现功利的敲门砖。故此，“教育功利”是功利社会下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校教育是很难“清高”得起来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