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妥善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问题，在各种场合被充分讨论过很多次，且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也都着手进行了不少努力和尝试。只是，从现实效果来看，恐怕依然不甚理想。
在近日召开的“2010年检察举报论坛”上，有专家认为，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专家建议应制定完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以构建完备的公民举报权保护体系。
这么说，自然有一定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5月20日《法制日报》)
“近七成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比如，针对这一数据，广东省检察院就迅速作出回应：广东保护有力，此说难成立。(5月20日《南方日报》)同样，他们否认这一数据也有其依据：一来，他们自认为措施完备保护有力，再者，恐怕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承认举报人“多为匿名举报”——既然连谁举报的都不清除，自然也难以确保这个不确定的举报人，举报后是否遭到了打击报复。
而河南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去年六月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开通后，举报线索确实出现了4年来的首次回升。可随着线索回升的，还有匿名举报的数字。匿名举报居高不下，其实透出两层意思：举报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后者或许占比更大。
不能苛责举报人太过谨慎小心。因为现实中举报的悲情，一直在延续。暂且不论最新的这个“七成举报人遭打击报复”数据是否精准，当然，囿于信息的不对称，普通人也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个情况。不过，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动物，每个人的自主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其特定的成本风险分析。
有多少举报人检举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后，受到了或显性或隐性的打击报复？这个数字，或许没人能说上来，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依据生活和相关阅读经验，做出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这又是指导其现实行为的潜在标准。人们不会因为检察机关公布的客观数据，来决定自己是否举报或实名举报，而是根据个人感观而定。
而这些信息或就来自于公共媒介相关消息的点滴累积：昆明80万环保举报奖设置一年，一分也未发出。举报环境污染尚且无人响应，举报贪赃枉法更是可想而知；湖南检察机关去年
开出“举报贪官可获1成赃款奖励”的悬赏额度，却正值“反腐倡廉”宣传周，也有应景之嫌。而那些因举报而遭疯狂报复的新闻，更让人心气难平：“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被逮捕后，不久蹊跷死于狱中；河北邯郸老支书郭成志赴京举报村支书违法占地问题，结果遭截且被殴致死；浙江宁波肖敬明为一起命案作证之后遭到报复，四处流亡……
此类因检举而导致的悲剧，从来都不是独幕剧，而像折子戏。轻点鼠标，就可看到一出出悲情的演绎。所以匿名举报越来越多，人们怕举报信辗转落到被举报者手中，就像“秦香莲”的检举信到了“陈士美”手中一样。比上述“七成遭报复”更触目惊心的是此前中青报的一份调查数据：10个反腐名人里，9个遭报复。
以上均非检察机关内部年度“检察举报论坛”上的数据，而是人人可以公开获知的信息。所以，我们不纠缠于一份检察院资料上数据的精准性，而更关心现实中举报人的生存环境有无彻底改善。假如举报公权失范，本是公民的监督权利，本为正义之事。为何举报人却要想做贼一样“心虚”，惶惶不可终日？举报人的权益保障，需要得到现实可操作的制度文本的根本保证。何时有单行法来修复疏漏，何时正义才能结束流浪。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