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媒体爆出“向检察机关投诉的举报人中70%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记者就此采访了广东省检察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对于举报人一直都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而且目前举报人采取的举报方式多数为匿名举报，因此70%的举报人被打击一说起码在广东较难成立。(6月20日《南方日报》)
举报阜阳“白宫”的李国富离奇死了，举报征税违法的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两次被辞退、还被劳教1年，“灵宝贴案”、“曹县贴案”中明目张胆的跨省追捕等打击报复屡屡上演……不一样的悲剧一样演绎着不同时期举报人命运的颠沛流离。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数据固然惊心动魄，而且，可以想见的是，地方职能部门定然不能接受并认可这一数字，但就公众的生活经验和实证逻辑来看，倒未必对这个“七成”的比率存有多大的质疑。当然，纠结于几成的“数字洁癖”意义不大，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正义的举报为什么屡屡成为高风险的技术活？
当举报成为高风险的行为选择，社会自然就会认可“正不压邪”的逻辑。关于司法公正，培根有句名言，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其实，相较于不公正的裁判来说，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危害更甚，因为不公的裁判固然把水源破坏了，报复举报人则无异于在水里直接投毒。一方面是各地不断垒高的举报奖励，另一方面是各地居高不下的匿名举报率，这显然反映出在举报行为上职能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认同差异：举报人在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同时，明显显露出对检查机关的不信任；而职能部门更关注宏观上的举报效益，对具体而微的举报人权益缺乏有温度的关切。
任何一个社会，吏治清明正义彰显，都离不开上下情的通达、对“深喉”的有效保护。尤其是现代社会，犯罪行为隐蔽化、团体化，正义显影的成本更高，对举报人的保护程度，往往与社会公平的兑现能力成正比。尽管我国在对举报人的保护方面有零散规定，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1年就制订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它们一般只是内部规定，过于粗疏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一方面，没有从法理层面明确国家应对举报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举报人与受理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够清晰——结果是举报人很容易就被被举报者穿了小鞋、而穿了小鞋也无法寻求到相应的赔偿。
反观其他国家，譬如美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持续立(修)法鼓励、保护公民的举报行为，特别是1989年制定的《吹口哨人保护法》，明文规定打击报复性行为，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保护举报人免遭隐性打击报复的专门立法。保护举报人权利，使之免于被报复打击，既是社会的良心所在，也是公共利益的职责所在。就此而言，起码我们在设置合理保护机制、明确有效救济程序、廓清报复性人事行为等层面，亟待成熟的司法体制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