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5月30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5月31日《京华时报》）
赵作海案引起的热议，也引起司法部门的反思，有人推断，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应该与赵作海案有某种因果关系。本来，我们对赵作海案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上，应该从中得到规律性的东西。对此，有关官员答复说，两年前就开始调研了，《规定》是总结历次办案的经验而形成的，和近两年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并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但这些案件无疑加速了这两个规定的出台。
其实，有人付出自由甚至生命来推进司法进步，这并不是第一次。最典型的是孙志刚，他以生命的毁灭让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死亡，同时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诞生。
云南监狱发生“躲猫猫”之后，看守所成为“被死亡”的多发地带，终于促使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在今年2月下发《推行拘留所管理教育指导意见》，加强对被拘留人的权益保障。当然，此举能否终结看守所非正常死亡还有待于检验。十堰的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被强送精神病院，河南漯河农民状告乡镇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这些“被精神病”者也以自己的苦难，促使公安部反思完善精神病人收治规范。
法规的进步总需要公民付出巨大代价，这有合理的一面，因为法律落后于现实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基本规律。但是，如果法律与现实的差距过大，差距大的时间过长，公民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则是法律不该有的迟钝，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显然不适应。而法规出台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显然属于公民权利和利益被漠视的表现。鲁迅在论述改革之难时说过，在中国，哪怕搬动一张桌子，有时也要流血。在今天，如果依然存在如此现象，则要追问法律是否代表人民的意志了。
让人更悲哀的是鲁迅说的下半句话：甚至流血了，桌子还是搬不动。最典型的就是拆迁条例的废除，已经付出了多少生命，但是一个新条例就是不出台，而根子居然在地方政府的抵制。
还有多少法规出台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我们追问的。还有多少法规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难以出台？这更是需要社会警省的。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