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黄毅在受访时，坦言矿难频频发生的主观原因是“处罚过轻”。（5月8日 《经济参考报》）
尽管举众皆知，是“处罚过轻”姑息了矿难频发，可由安监局高官道出，还是首次。正视问题是纾解难题的前提，官员“敢于直面惨淡的真相”，是除弊路上的进步，它释放出的“要吸取教训，问责从严”的信号，慰藉人心。
每次矿难，都是生死边缘的纠结，都关乎人性的救赎和权利的保障。当鲜活的生命，因安全设施缺失、监管无力等，而化作“遇难纪录”上的冷冰数字，当矿工们的工作，总跟“惊险万分”挂着钩，悲恸就成了我们共同的情感符号。公民有“免除饥饿、恐惧的自由”，可当同胞的生命都岌岌可危，谁又能不心感沉痛？
面对矿难，光有眼泪止不住某些不法者良知的溃烂步伐。违法生产者的压榨劳力、逐利忘义，监管者的权钱媾和、睁只眼闭只眼，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包庇纵容，矿灾后信息隐秘化、问责不力等毒疮，布满在道德的肌体上，很少见到有“刮骨疗毒”的治理决心，将之彻底清理，把“尊重生命”细化到“安全生产”的每个步骤、每道程序里。
其中，“处罚过轻”的事后问责，就是种政府作为的“矿难”。重责轻惩，明显不合“权责对等”的法则，更载不起生命殒逝之重。它轻化了亵渎生命尊严的罪责，也减损了“前车之覆”的悲剧份量，对那些肇事者们的震慑力，无异于“打屁屁”，压根激不起他们的良心“梦觉”，使他们不敢越雷池、有懈怠。
“处罚过轻”，其实是“问责困境”在矿难治理问题上的一面镜子。何谓“问责困境”？用专门研究风险社会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话来说，叫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某些政府之所以不肯“用重典治重罪”，是因为跟自身利益有牵连，基于畸形政绩观、扭曲维稳逻辑的考量，他们在发了矿灾后，能捂盖子则捂，捂不住就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敷衍舆论的声讨。肤浅化的表象问责，实质上已沦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问责困境”的泛化，在山西王家岭矿难中就可见一斑：据媒体报道，矿难都发生1个多月了，问责至今仍在悬疑中，就连副总理张德江明确要求的“公布矿工名单”，也迟迟没露脸。很难说，矿难的屡发不止，跟灾后相关部门“低调”的问责姿态无关。相较之下，美国透明化的问责方式，要凑效得多。在美国煤矿安全健康局的网页上，人们不仅能看到各个煤矿的名称、地点、经营人等资料，还可追踪到对各煤矿的监管记录，每项都条目清晰、数据翔实。人家的“安全生产”落实在行动里，而我们的，则贯彻在“口号”中。
面对矿难，问责的奢侈等同于生命的廉价。所以期待在“高官坦言”后，能有真正在“零容忍”路途上的大迈步，消除“问责困境”的负面激励。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