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奕在上海一家媒体做校检工作已有12 年,但进不了编制内,就永远是“二等公民”。吴奕年收入约为2 万元,同样岗位编制内年收入5 万—7 万元不等。饭贴车贴,编制内是编制外的一倍,编制内每月有洗理费,编制外不享受。(5月 6日《人民日报》)
吴奕的境况,是编制内、编制外两重天的一个缩影。 命运决定身价的畸态,我们已看到了很多。 比如在某些垄断行业,即使你是懒汉,也照样拿了高薪又拿好福利;而在其它较之于垄断行业更辛苦的行业,纵然埋头苦干,也照样多劳少得。而比之于因行业不同造成的“ 同命不同价”,同一单位内的“同工不同酬”,更是面广量大。
向市场经济转轨后,“体制外”的越来越多,在许多单位已是二分天下有其一,但在报酬上却难望“体制内”职工的项背。“体制内”、“体制外”演绎出三、六、九等的身份森严,不但同岗、同技、同绩不同酬,即使“体制内”的职工“绩效技能”远不及“体制外”,其薪酬和福利也依然非后者可比。我们搬掉了大锅饭,强调了按劳分配,但却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多劳不多得、少劳也多得,这样状况能说是正常的吗?身份决定了收入高低,所谓效率优先、按劳取酬,又是何等的苍白。
身份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效率优先,首先要有机会的均等,而现在“ 体制内”、“体制外”巨大的收入落差,恰恰是在机会不平等的背景下产生的。出路在于改革,解决“双轨制”也不例外。改变“双轨制”的状况需要重新洗牌,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应“碎步渐走”。比如在现阶段,用工单位至少可以先不把“体制内”、“体制外”混岗工作,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不同岗位、不同薪酬。在“老人老办法”的基础上实行“新人新办法”,在新员工中逐步统一薪酬制度和薪酬待遇。倘若改革总是浅尝辄止,碰到攻坚就搞“变通”,甚至还在有意无意地强化“内外有别”,那人们还要在起点不公中等待多久?
(责任编辑:胡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