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在上海一家媒体做校检工作已有12 年，但进不了编制内，就永远是“二等公民”。吴奕年收入约为2 万元，同样岗位编制内年收入5 万—7 万元不等。饭贴车贴，编制内是编制外的一倍，编制内每月有洗理费，编制外不享受。（5月 6日《人民日报》）
吴奕的境况，是编制内、编制外两重天的一个缩影。 命运决定身价的畸态，我们已看到了很多。 比如在某些垄断行业，即使你是懒汉，也照样拿了高薪又拿好福利；而在其它较之于垄断行业更辛苦的行业，纵然埋头苦干，也照样多劳少得。而比之于因行业不同造成的“ 同命不同价”，同一单位内的“同工不同酬”，更是面广量大。
向市场经济转轨后，“体制外”的越来越多，在许多单位已是二分天下有其一，但在报酬上却难望“体制内”职工的项背。“体制内”、“体制外”演绎出三、六、九等的身份森严，不但同岗、同技、同绩不同酬，即使“体制内”的职工“绩效技能”远不及“体制外”，其薪酬和福利也依然非后者可比。我们搬掉了大锅饭，强调了按劳分配，但却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多劳不多得、少劳也多得，这样状况能说是正常的吗？身份决定了收入高低，所谓效率优先、按劳取酬，又是何等的苍白。
身份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效率优先，首先要有机会的均等，而现在“ 体制内”、“体制外”巨大的收入落差，恰恰是在机会不平等的背景下产生的。出路在于改革，解决“双轨制”也不例外。改变“双轨制”的状况需要重新洗牌，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应“碎步渐走”。比如在现阶段，用工单位至少可以先不把“体制内”、“体制外”混岗工作，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不同岗位、不同薪酬。在“老人老办法”的基础上实行“新人新办法”，在新员工中逐步统一薪酬制度和薪酬待遇。倘若改革总是浅尝辄止，碰到攻坚就搞“变通”，甚至还在有意无意地强化“内外有别”，那人们还要在起点不公中等待多久？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