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梳理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张松坚的公诉书时发现，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原市委书记张松坚在1997年至2008年任职期间，先后423次收受162名党政干部和企业人员贿赂款物435万多元，平均不到10天就受贿一次，10万元以上的有10次。（4月21日《法治周末》）
据说刚走上领导岗位时，张松坚也对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甚至连一个农村孩子给他提的一篮子鸡蛋、两只鸡都没敢收，为何最后竟变成了“几乎走到哪里，就收到哪里”的贪官呢？
我常对人说，我一点都不反感中国的贪官，如果哪一天我当了官，保不定也会成为贪官。其实，原因很简单，我知道自己是个有七情六欲、有人类共通的人性弱点的凡人，对于种种诱惑的抵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英国作家王尔德云，“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当金钱、美女或你喜爱的东西摆在你面前时，只要是没有生理或心理上缺陷，到底这太阳底下能有几个正常人能坚守原则，毫不动心呢？除非——向诱惑屈服的成本实在太高，甚至超出了拒绝诱惑的成本。
我相信大多数贪官都曾走过像张松坚一样的心路历程，即开始的时候因道德的作用或害怕被受到惩罚不愿收或不敢收，随着诱惑的逐渐加码，脆弱的道德开始抵挡不住诱惑的进攻，再加上在现行体制中，因腐败而被抓的可能性很小，反之，因坚守原则而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权衡之下，我相信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凡人都会做出和张松坚一样“明智”的选择的。
其实，我倒并不是想为贪官辩护，而只是想说，贪官也是凡人，抗拒诱惑的能力终究有限，我们的反腐败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长城”，认为凡做了官的人，个个都应该成为道德高尚的孔圣人或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在太阳底下这种人估计从来就没出现过——而是应该建构一种外在的屏障，帮助他们抵制和战胜诱惑。这种最有效的外在屏障也就是健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架构里，政府及其官员不再是很多重要资源的垄断者和分配者，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其他多种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因此腐败的风险太大——其成本也许远远超出了因廉洁而失去的东西。久而久之，这种“不敢腐败”可能会转化和升华为对于廉洁的自觉认同，有利于官员道德境界的提升。
至于我们目前的制度架构，由于腐败的成本太小，无异于奖励腐败，惩罚廉洁。而且，由于官员的权力太大，各种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的手里，使得政府成了一个最大的资源交换市场，投资于与政府官员的交情，通过金钱、美色等各种资源与权力的交易，交易者获得了远胜于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而得到的回报。而在官员自身，则通过权力寻租和讨好自己的上司所获得的回报也远远胜过在德、能、勤、绩上的投入而得到的收益。如此一来，就会导致整个政府的腐败丛生、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而整个社会也会因缺乏在生产性事业上投入的足够动力而发展迟缓，因大多数人都一心想通过在政府官员身上投机的方式以获取各种稀缺资源而变得道德败坏。
然而，目前的这种制度架构虽然滋生了腐败和贪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可通过将种种社会失序的过错归因于贪官的腐败和道德的失范，以及通过对少数贪官的惩罚和对崇高道德的提倡，真正的罪魁祸首，即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架构，不但成功地转移了公众的视线，逃避了公众对它的审查和追求，而且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了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就是说，不合理的制度架构滋生了腐败和贪官，败坏了社会道德，可通过“替罪羊”机制的运作，后者却又成了维护了这种不合理制度架构之稳定的重要因素——二者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虽然如此，可通过“替罪羊”机制逃避审查，并生产和重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能力是有限的，腐败和贪官也有其破坏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公信力的一面，如果其破坏的能力在某一天超过了建设的能力，也许会直接威胁到政权和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动荡。
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对那些充当了“替罪羊”的被抓的贪官来说，他们也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架构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因此，在我们谴责腐败和贪官时，也应该别忘了对隐藏在其背后的不合理的制度架构的审查、追问、改良和变革。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