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中，怎样破解贪官长期潜伏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所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然归根到底，则是一个如何吏治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选官用人问题。
长期潜伏的巨贪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本事”但“靠得住”。为什么会出现一批（而不是一小批）位高权重这样的贪官？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当初选官的时候只注意了“有本事”和“有能耐”，忽略了是不是“靠得住”。结果呢？让一批“小人”、心术不正的人、有野心的人混进了官场，这些人原本就“靠不住”，却有“小人”的钻营之道，有心术不正之人的升官之道，有野心家的弄权之术，蒙骗了一批人，因而一步步地“发达”起来。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还缺乏治官之法，结果是那些原本还算是“靠得住”的“有本事”的贪官，慢慢地蜕变，将“有本事”和“有能耐”全用在个人的功名利禄上，“靠得住”就变成了“靠不住”。
该怎么办？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一定要严格按党的原则和规定的程序办事。‘安危在号令，存亡在所任’。用人上的不良之风，影响坏，危害大。反对腐败必须坚决把住选人关，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所以在选拔任用问题上一定要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坚持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对此要把好“三关”：一是“用人关”，将“靠得住”和“有本事”的人选进来，不能让“党的同路人”混进来，很多贪官实际上是“党的同路人”，这些人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当共产党的官，戴共产党的帽，就是不办共产党的事。要记住，“德”与“才”相比，永远是第一位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组织工作上的软肋。二是“制度关”，用制度来管理、监督干部，让“靠得住”的“有本事”的人永远 “靠得住”，永远“有本事”。三是“淘汰关”，将一批“靠不住”的“有本事”的人坚决而彻底地清除出领导干部队伍。这“三关”把好了，用人腐败就能得到遏制，领导干部队伍就会纯洁，江山就不会改变颜色，现代化也就有了保证。
第二，不能重用那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干部。
当今，除了“党的同路人”坚决不能重用外，另一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的那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干部亦不能重用，“苗头性问题”一般是“两面人”的重要指标，领导干部走向腐败深渊往往是从“苗头性问题”开始的。什么叫“苗头性问题”？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然而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令人深思的“社会学概念”。譬如，若一个领导干部“外号”极多又极差时；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家族系统都当官、都暴富时；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夫人莫名其妙地出了国，在国外还有“资产”或一掷千金时；若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富朋友”、没有“穷朋友”，整天只是围着“款爷”转；若一个领导干部的周围经常有漂亮、时髦的女性出入，外出公干、考察都有靓丽女子相伴时，有的甚至“情人”、“二奶”一大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看一看长期潜伏的巨贪们有哪一个是不在这些“苗头性问题”发展起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上级领导部门却认为这是“小节”问题，面对自己喜欢的干部，尽管存在一大堆“苗头性问题”，不仅充耳不闻、不理不睬，反而百般为其包庇、开脱，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结果呢？祸害无穷。所以，对这类“苗头性问题”该“诫勉谈话”时就得“诫勉谈话”，该“拿下”时就得“拿下”，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了如指掌，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破解贪官长期潜伏问题。
第三，应该重视长期潜伏着的贪官也有“保护伞”的问题。
当今长期潜伏着的贪官不是一个二个，而是有相当一批，问题相当突出，然而有几个因为出了那么多的长期潜伏的巨贪而被“问责”的？什么原因？问题相当复杂，其中有一个就是忽略了长期潜伏着的贪官也有“保护伞”。所以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个长期潜伏的巨贪被送上了审判台，有些地方就精精乐道地去大谈特谈反腐败的成绩，而忘掉了去总结这个贪官为什么能长期潜伏那么多年？将这些地方领导中在在管理干部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忘得一干二净，对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这个贪官什么能“带病提拔”、“带病上岗”、“边腐边升”等严重问题或是置之不理或是装聋作哑。的确，如果将每一个长期潜伏着的巨贪都认为有“保护伞”，那是很不负责任，然而从根本上忽略巨贪们同样也有“保护伞”，同样是很不负责任的。譬如说，在当今的一些地方上的反腐败斗争中，腐败案子刚刚搬上来，有的查案查到节骨眼儿时，纪检反贪部门就会感到阻力重重，黑幕如壁，甚至达到查不下去的程度，一股巨大的无形的腐败保护势力就会袭来，如影随形，它随时随地都想将贪案拖进僵局，引向歧途……阻力来自何方？来自于官官相护的“生物链”，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权势部门”、“关键部门”，有的甚至是直接管理自己的“领导部门”，以致有些大案不得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这样的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会使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拿下现在的贪官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若是再去“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去拿“更大的”，恐怕不仅仅会是落下“吃力不讨好”，更严重的是会留下严重的官场“后遗症”……为此，一些地方的反腐败也就只能“点到为止”，也就只能在“热烈庆祝反腐败的伟大胜利”中吿一段落，至于民意中留下的众多的“需要穷追猛打的问题”，也就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所以，在当今现实的反腐败斗争中“长期潜伏着的贪官也有‘保护伞’”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若是得不到很好解决，不将贪官的“后台”、“保护伞”搞清楚，那么解决官场中的“用人腐败”、“人事腐败”、“吏治腐败”问题就有很大的难度，要彻底地解决官场中的清廉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四，要从具体制度上根本上解决中高级以上干部的权力过大问题。
“一把手”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一直是我执政党试图解决而又没有解决得好的问题。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腐败高发、频发的原因，也是那些巨贪得以长期潜伏着的重要原因。
那些长期潜伏着的巨贪最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喜欢这个自己能天马行空其他人又还敢监督的“绝对权力”。“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这个“通病”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谁都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在缺乏管（治）的制度保障情况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就只能停留在地方领导人口号式层面上了。譬如，那个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非常得意地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 沈阳腐败案中慕绥新就这样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而马向东也这样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广西大贪官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今社会流传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是普遍得很哪！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长期潜伏着的巨贪们所出的腐败问题也是这“‘一把手’体制”的结果。
为此，在纪委、监委在监督领导体制上应该有所变化。同级纪委能不能监督县委书记？理论上可能，但是实际上却很难。一些县级纪委这样说：“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显然，县纪委监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级党组织和纪委对县委书纪的监督目前来说也是个空当”，“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确实难度太大，难以监督”，“说实在的，一个副职要是敢于同县委书记持不同意见，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所以，在“第一把手”过于强大的今天，应该强调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逐步地将监督部门“剥离”出去，“弱化”被异化了的“第一把手”对本部门纪律检查部门的“监控权”。
为此，在群众能不能监督中高级以上干部的问题上应该有所突破。如今，体制内的一些部门（如纪委、监委）反腐败劲头挺大，却存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搞运动的痕迹来：我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到那里，我没动的、碰的，你们亦不准动、不准碰，有点像；而处于体制外的广大群众则处于“想干又无事干”、“想使劲又使不上劲”的状态，不知从哪儿监督，反腐败渠道不通顺，又哪来这股劲？所以，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只重视体制内的监督而不太重视体制外的监督。
为此，要从具体制度的设计上根本上解决中高级以上干部的权力过大问题。为此，权力要优化、要分散，不仅要大力改变传统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人治式选官模式，要废除“第一把手”组阁的“承包制”模式，更要避免“人权、财权和物权”都集中于“第一把手”一个人的身上，一定要注意那种“程序上的公正而实质上腐败”的选官形式上，实行“三重一大”（重点项目、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以及大额金额）的集体讨论制度，并且正职应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不能在会前定调，而应该实行集体研究的“末位表态”，即让副职先发表意见，正职最后发言。选官要回避。“一把手”私下串通、预先定调的“暗箱操作”，要透明、公开、平等和民主，上级部门要把好任免关，要让一身正气的德才兼备者去任“第一把手”。实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度，不得口头推荐，不得私下打招呼，对那些不坚持原则、不认真负责，或者徇情枉法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要防止“一把手”变成“一霸手”现象的出现，要渐渐形成“第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第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若不这样就很难改变“第一把手”权力过大、过分集中现象。
第五，应该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将监督力度更大一点，更要开放一点，更大胆一点。
如今在一些地方，一旦出现长期潜伏着的巨贪，马上是铺天盖地的揭露和批判，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在没有出事以前呢？尽管劣迹斑斑路人皆知，然而仍是“莺歌燕舞”，仍是“一片大好形势”……什么原因？就是当今一些地方主流媒体普遍患上了“监督缺失症”。有不少地方媒体似乎类似于“远程战略导弹部队”，对几千公里以外的目标非常感兴趣，不仅瞄得准，战斗力也很强，威慑力、杀伤力都很强……而对近的呢？对发生在省内市内的呢？就瞎了火了，就“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执行的是“四避原则”：即“避近就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大就小”。这些媒体并没有忘掉媒体的监督功能，但是，监督起来一般都将监督的矛头对准远方，这个市的对准另一个市的，这个省的对准另一个省的，有时也会对本地发生的问题监督一下，但却是很有选择性的：专选那些自己能“吃得住”的，没有后台的，没有背景的，权小势小的，财小气不粗的，监督后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认真研究、落实毛泽东同志在1９４５年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跳出政权交替周期率”的一段话，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三个观点：一是“民主新路”能不能使中共“跳出周期率”；二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三是“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光已经过去了65年，然而我们的舆论监督在“民主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仍不能长足地向前发展，在一些地方的舆论监督与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可不是一点点……对此，我倒是在舆论监督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网络监督”发展得要比一些地方的舆论监督快得多、好得多。尽管当今的“网络监督”还有不尽人意之处，然而它在“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个舆论监督“三要素”上却是可歌可贺的。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