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10：00，汽笛长鸣，山河同哀，国旗缓缓降下。这是汶川地震两年后，又一个沉痛的三分钟，五星红旗第二次为普通死难者而降，全国民众第二次为素不相识的同胞驻足泣立。
早在1998年，南方洪灾之时，年轻的法学博士郭光东发出了降半旗为遇难者致哀的呼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呼吁直到10年之后，才变成现实。恐怕每个人都还清晰地记得2008年5月19日的那个下午，无论你在何处，当听到那一声声长鸣的汽笛、警报，都会内心中生出一种震颤。我们相信，那个时点，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真正肃穆、悲恸的。
今天，又是这样一个时刻。这场新的强震已经过去一周，关于青海玉树那些苦难的影像不断传来，我们一次次为那些伤痕累累的面容而流泪，这一刻，让我们再次在心底，把那些不幸者都当作我们的亲人，肃立，致哀。
从1998到2008，再到2010，如果说第一次国旗为黎民苍生而降，是一次突破，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感受，国家对人性的尊重，已经步入一种常态化的轨道。
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已经经历了两次强震的创痛，对于人性的理解与尊重，能否会有一些进步？我们可以试着在内心拷问自己——
地震的死难人数不断攀升，从最初的700余人，到最新的2000余人，我们是否只是震惊于数字的倍增，还是真切地感受到，这数字背后，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而每增加一个数字，就会有一个家庭陷入无限的悲痛？而如果，这场震灾不是这般严重，死难人数只有个位数，我们是否就没有了如今的震撼与悲伤？
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如果你的悲痛不单是因为汽笛的长鸣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而是能够感受到，那些失去的生命就是自己的姐妹弟兄，那么“我们都是玉树（汶川）人”这句话，才会赋上最实在的意义。
从两年前的那场大震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认知：灾难是一种成本极高的教育方式。无论是两年前的5月，还是今年的4月，在若干天中，因为这样的大震、苦难，我们终于可以抛弃五步之内的世俗，无论你是在为房价而烦恼，还是为工作而纠结，只要一提到地震，每个人的声线都会变得柔软，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变得纯净。因为，看着那一道道开裂的地缝与伤口，是一种最深邃的生命体验，它可以最有效地唤起人们内心对生命对人性的敬畏感。
可是令我们稍感遗憾的是，当这种痛感散去，那种对情感的麻木，对生命的漠视，总会不时地显现出来，兄弟反目、见死不救，这样的主题经常会登上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这最极端的表现，当属前不久的南平惨案，我们在痛恨嗜血者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地震带给我们的敬畏感怎会消失得这样快？
正因为这种教育的成本太高，我们才希望，这样深刻的对生命的敬畏，不要总是靠这样的灾难来唤起；我们才呼唤，我们的恻隐之心能够保持长久的湿润，并固化为一种常态。具体来说，面对西南旱灾，尽管它带给我们的震撼，不如震灾中生命的瞬间消亡，但当地百姓生活的不便，我们也应有感同身受的体会。
同样，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希望，她对人性、对个体尊严的尊重，真地可以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甚至期许，即使是一场小小的矿难，她也会对其中的死难者表现出应有的哀悼。
为了这样的期许，就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三分钟开始，笔直地站立，认真地哭泣。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