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批示这剂药也确实管用。如，重庆某地发生凶杀案，多年未取得关键进展，后来上级领导批示限期破案，13天就破案；又如，湖南某公司拖欠工程款及民工工资百余万元，维权一年无果，四川省省长批示后，马上圆满解决……毫不夸张地说，批示已成了一些官员办事过程中的家常便饭，更成了一些人或物的救命稻草。
4月18日《现代快报》消息，今年3月，位于将军山龙泉寺风景区的民国报人张友鸾之墓，还被列在迁移名册里，南京市市长季建业的一个批示改变了它的命运。批示中，季建业明确要求调查此事，并说：“别再干这类糗事了”。
风景区建设，欲把名人墓迁了，现在市长一个批示，立马180度转弯，不迁了。且不问究竟为什么要迁，为什么又不迁了，单单这个领导“批示”，就很值得玩味。
笔者并不怀疑领导批示的初衷和结果都是好的，也不怀疑批示的效率比任何办事手段的效率都高，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领导的批示往往比现行的法律法规更具效力，也更来得实在。这无非说明：民众对法治的信心不足，只好寄希望于人治的批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批示已经是组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因素，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我们得承认，批示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众所周知，批示有特事特办的意思。如此一来，批示拥有左右事件结果的终审权。批示说如何办，就该如何办。当然，领导也有愿不愿意批示的权力。基于此，倘使我们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批示，是相当有风险的。即便这个问题有幸享受被批示权，但领导的批示能否符合法治符合人性符合道德，还很值得商榷。
市长今天拯救了张墓，但剩下更多的名人墓，该何去何从？是等待批示，还是一迁了之？
在我看来，批示没错，但批示解决问题的渠道，是要回归法轨。例如墓该不该迁，工人的薪水如何要，不能让官员简单拍板，并一拍了之，而该模范地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积极引导、帮助人们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并配合民意不断完善相关法制。否则，批示越多，问题可能也越多，依法执政恐怕也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