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曝光河南固始县“行长酒后猥亵女子”事件后，涉事行长和袖手旁观的副县长受到处理；湖南郴州儿童医院用工业氧气替代医用氧气曝光后，相关负责人连夜受到处分。央视《新闻1＋1》节目评论说，媒体监督推动公共事件迅速解决，是一种“媒治”，从人治到“媒治”是进步，但从“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距离。
固始县和郴州市这两起公共事件的初步解决，沿袭了近年来一些地方处理公共事件的做法：丑闻被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迅速对责任人做出处理。在这个处理模式当中，媒体通过新闻曝光、舆论监督给有关部门施加了相当的压力，对于推动问题解决，敦促有关方面采取究责措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央视评论将媒体的这种作用称为“媒治”，是比较形象和恰当的。
“媒治”凸显了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和对公共事务的干预功能，这种功能并非始自今日，当年拿破仑感慨“报纸一张，犹联军一队也”、“一支笔，能抵三千毛瑟枪”，也是强调媒体舆论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如央视评论所言，“媒体报了，就迅速地治了；媒体没报的，或者媒体没报的时候，那么就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是一种正常状态。很多被监督的部门对媒体曝光的事件迅速做出处理，更多地是在进行“危机公关”或“作秀式处理”，是为了应对媒体、敷衍舆论。央视评论进而认为，正常的状态应当是，出了什么事情后，媒体还没有曝光，有关部门就能严肃处理，“媒体还没有动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解决了”。
“媒体只要报了，我就处理，没报的时候我就不吱声”的现象，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的确是不正常的，因为一起事件要不要处理，该如何处理，不能视其是否被曝光、被曝光后产生了什么样的舆论影响而定，而应当视事件的情节、性质及后果而定。然而，从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规律来看，“没曝光不处理，曝光了才处理”又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因为绝大多数被监督的部门和个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在被曝光之前，他们没有受到足够有力的监督制约，那么，你很难指望他们能主动向自己或自己辖下的单位和人员“开刀”。
事实上，即便在当今法治发达的国家，也没有达到“媒体还没有动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解决了”的状态。可以期待的正常状态是，“媒治”作为社会治理和“权利监督权力”的形式，本身就是法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在法治之前、与法治还有很长距离的特殊阶段。法治的精髓是“通过法律进行治理”，这里的“治理”既包括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如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司法机关对政府的监督、政府专门机关对权力部门的监督等等，也包括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如公众对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新闻媒体对公权机关的监督等等。按照法治的要求，新闻媒体对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需要获得法律的保障，作为被监督者的公权机关无权对此横加干涉和限制。
苟能如此，一方面，媒体曝光就能成为一种“权利监督权力”的常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是一种偶尔为之的个案，有关部门一不小心就被曝光的几率将大大增加，“没曝光不处理”的侥幸心理将有所改变，主动处理的积极性将大为提高。另一方面，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监督，不会止步于处理几个责任者或官员就完事，而将对有关部门的处理方式、问责程度进行深入的追问与质询——比如对一起“曝光才处理”的公共事件，既要求追究具体涉事人员的责任，也要求追究那些在媒体曝光前迟迟不予处理、涉嫌失职渎职的人员的责任，防止有关部门以严肃查处、严厉问责之名，行应付舆论、“丢卒保车”之实。
“媒治”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意，成熟完备的法治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媒治”。只要不断夯实“媒治”的基础，相信真正建成法治之日不会太遥远。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