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信访越管用，越能“一纸批示解决问题”，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越强，“信访不信法”的人就会越多，会不会造成倒退呢？化解之道，应该是对现有信访制度加以完善，先让信访制度步入法治通道。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扯不清楚的命题。就像在中国，究竟是先有法治途径失效，老百姓热衷信访找领导批示，还是先有领导过多批示，刺激了上访渠道的拥堵，好像也成为一个很难辨清的命题。
近日，为期2天的“首届两岸四地当地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机制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是“信访不信法”，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往往是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这使得信访群众“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甚至让信访者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所以，他建议，领导干部要减少批示，这样有利于减少上访。
马怀德的说法绝非偶然，现在的官场和法学界对信访本身的质疑相当普遍，这陷入一种“纠结”———从“应然”(应该怎样)的角度，法学家把信访、领导批示视为法治时代的怪胎，恨不得取之而后快，“人治怎么能代替法治”；从“实然”(实际怎样)的角度，老百姓把信访视为维权途径，视为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依赖，“现在取消可怎么得了”？
这种纠结，契合了当前中国的现实困境。只有法学家看到这一点了吗？显然不是。温家宝总理在同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生座谈的时候，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所谓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应该依据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温总理也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不从上往下彻底取消信访制度，为“法治”让路呢？显然，正是因为总理也看到了“实然”的一面：中国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非常突出，可法治建设还常远远跟不上，如果连这个表达诉求的通道也不给，只能是加剧矛盾，让老百姓更加失望，甚至产生社会动荡。“清官意识”不好，但当下社会却有现实的需要。
当然，法学家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信访越管用，越能“一纸批示解决问题”，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越强，“信访不信法”的人就会越多，会不会造成倒退呢？化解之道，应该是一边盖新房子，一边“修补旧房子”———对现有信访制度加以完善，先让信访制度步入法治通道。为什么清官情境不可靠？就是笃信权可以大于法，很多“权”就会膨胀，批示有可能有利于正义，也有可能戕害正义。比起那些解决问题的“好批示”来，写条子、打招呼、搞暗示的“坏批示”更可怕。好与坏，靠什么保障？重要的是，信访也好，批示也好，矛盾的解决途径最终要纳入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而不是权代替法、权大于法，直接写几个字就号令天下。
这里有价值观，这里也有方法论。比较可行的建议，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合理的信访问题司法化处理，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件转入司法领域(当然不是踢皮球转到被告人手里)；二是将官员在信访问题上的表现、失职、不作为等，也列入信访人可以进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当然，这种“信访法治化”，绝不等于要制造弯路，更不能成为某些地方官员推卸责任、拖访截访的挡箭牌。法治怎么比人治更有效率，则需要仰仗不断的制度创新与监督完善。
完全依法而治的蓝图当然好，但不能是画饼充饥，让老百姓望梅止渴；清官意识过时了，但只要你管用，老百姓就会当成救命稻草，也不必把它说得太不堪。没有法治的进步，领导批示减少只能是空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