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行政化”环境，大学有示范之责

    扭转整个社会“行政化”的环境，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起到示范作用，发挥“灯塔”效应。如果都抱定社会时机成熟时才做，那样的“社会时机”，永远不会自动到来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刚刚公布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写得明白。去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疾呼的教育“去行政化”，由此看到了破题的希望。正在召开的今年两会上，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委员，自然没少被追问表态。

    纲要虽然确定了去行政化的目标，但具体怎么改，尚待出台一个可操作的细则。对去行政化的大方向，教育界有识之士应该没有多少异议，但在如何“去”、从哪里下第一刀的关键问题上，分歧立显。

    比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委员就反问：“没有级别能行吗？”(本报昨日5版)当然，我们理解葛剑雄委员的意思应该不是反对去行政化，作为来自高校的政协委员，他对行政权力对教育的随意干预、官僚主义对学术的欺凌，同样是痛心疾首。他的“没有级别能行吗”之忧，是担心大学自远于现行行政系统之后，大学教师的一些待遇将无法保障，甚至没有发言权。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多年抨击行政化、力主去行政化的朱清时委员遭遇的尴尬，就是现成的例子。在出任没有级别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之后，他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任命文件迟迟拿不到，没有文件学校就没法“开户”，就没法招揽人才，这都是以前在副部级大学里从未遇到的。至于他个人，出差使用机场贵宾室需要自己付钱了，连开会、吃饭安排座位都成了问题。

    尽管朱清时个人表示“我很高兴这种待遇”，但校务因此而被“株连”，恐怕非他所愿。当然，深圳下决心试验成功的南方科大，正在聚光灯下，相信最后一切都会“特事特办”。但对更多的高校来说，“特事特办”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

    正因为如此，不少被问到的大学校长们，虽然自称对这个级别并不是太看重，但去行政化具体如何操作，很少有人能拿出一套思路和方案，而只能盼望规划的落实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安排。

    可以理解的是，在整个社会运行仍然高度行政化的时候，个别大学单枪匹马去行政化，必然会面临多种不适。葛剑雄委员也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中国是一个什么都要讲究行政级别的社会，单独把大学的取消了，现实吗？”

    很多人也指出，去行政化，不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那么简单，更难的是改变学校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改变管理教育的行政化思维，改变学校内部对权力的追逐和官僚主义作风。

    教育行政化局面的形成非“一日之寒”，社会环境也一时很难扭转，但去行政化却不能坐等“有利形势”的到来。因为，教育改革的任务十分紧迫，一茬一茬的孩子告诉我们等不起。

    千头万绪，总要找个地方下刀。下刀之处，最容易入手的，其实还是统一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如此判断的依据是，既然多数人都认为大学区分级别很怪异，很多校长自己也表示并不看重“官帽”，为什么不统一取消掉呢？如果说一个学校单兵突进，会处处碰壁，也没多大意义，但大家要“摘官帽”一起摘，都平等了，也就没什么好说了，至少开会如何排座位这样的烦恼可以解决了吧。进而，淡化“官级”之后，汲汲于仕途、匍匐于权力之下的风气或可渐渐扭转。

    更重要的是，要想扭转整个社会“行政化”的环境，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起到示范作用，发挥“灯塔”效应。如果都抱定社会时机成熟时才做，那样的“社会时机”，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当然，取消级别后确有一个与社会“对接”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拿出配套的措施和办法。

    事实上，如果都取消了级别，并不意味着大学和教师的社会地位降低。蔡元培主校时的北大，没听说有行政级别，但大家都知道蔡元培，多少人记得当时的教育部长是谁？相反，取消了官阶标准，才能促使大学去寻找别的标准来赢得社会尊重，自主办学才有希望。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