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今年有望启动“制订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的调研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近日表示，到2020年，具体办法应该会出来。他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参加高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高考制度、户籍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方上大学的机会差异比较大，要考虑进入高校机会比较高的省市的态度。（3月2日《新京报》）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能在工作、学习地参加高考，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的孩子甚至在求学地与户籍地都无法参加高考。对此，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刻板的户籍制度。在户口藩篱尚未拆除的当下，教育部有望调研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本地高考的问题，传递出积极信号。如果外来工子女高考问题得以解决，不仅可以化解外来工子女高考无门的尴尬，也可以方便考生学习与生活，如此人性化的工作思路值得期待。
但是笔者注意到，这项工作只是“有望”启动，并未真正启动。相对于公众的满腔期待来说，教育部门10年以后才有可能正式出台具体的办法，这难免又让人不无遗憾。当然，教育部门也有难处。用郑富芝司长的话说：“不是靠教育部一家单位所能够解决的，还要考虑进入高校机会比较高的省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此考虑部分省市的态度，难道就让外来工子女一代一代这样等下去，伴随“有望”启动的调研活动慢慢变老吗？
当然，笔者能够理解教育部的苦衷。由于户口地域差异与户口附加值没有根本改变，在招生总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外地户籍考生在当地报考、录取，就意味着当地考生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当地考生相对不公。 这实际上牵扯出教育公平、招生公平的老话题。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应该有相对的公平。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外地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录取，对当地考生不公平。但是换个角度看，如果招生体制公平，孩子到哪里参加高考，哪里录取都一样了，谁会刻意办理高考移民，哪个地方又会拒绝外地考生参加高考录取呢？
由于多种原因，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生源数量与高等教育资源不对称的情况客观存在。这本需要教育部做好宏观调控，公平分配资源，但事实上，现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并不能体现公平。由于招生体制“画地为牢”，许多全国重点大学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高居不下，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局面。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进言献策，建议改革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前几年中国政法大学先行一步，建立了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受到社会好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热情并未撼动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目前没有第二所名校跟进。教育部顾及部分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市的态度，一直不愿意触及高考公平、录取公平的教育公平内核。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参与改革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而公平的受教育权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高考招生制度越来越成了教育公平的绊脚石。它继续“合理存在”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迟迟不启动高考招生体制改革，以分省市自主命题的形式回避高考成绩的可比性，不仅辜负了外来工子女的热切期待，也回避了亿万民众对教育公平的合理利益诉求，显然难以让人满意。
改革招生体制，还公民高考公平，录取公平的权利，不能再继续推迟下去了。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