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刘翔近日从上海飞往北京报到，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与去年参加“两会”不同，刘翔今年将带着提案进京，提案的题目是《对创立竞技体育教练员有效保障机制的建议》，他承认这份提案有别人代笔的成分（3月1日《成都商报》）。
对此，《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先生撰文称《两会不盯刘翔时是中国政治成熟日》（文章附后）。对此观点，笔者不以为然，甚至有些相左——只有公众盯紧以刘翔为代表的委员们、代表们，我们的政治才会更加成熟。
首先，盯紧刘翔是公众的神圣权利，绝非是简单八卦式的“明星崇拜”或是“明星批判”。以刘翔为代表的“明星委员”，之所以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人民当然有监督“明星委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制度也好，知识精英也罢，都没有权力剥夺媒体和公众质疑监督刘翔们的权利。所以，盯紧刘翔们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时下民主制度、代议制政体的合理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其次，质疑刘翔缺席现象与提案内容，只是对事不对人，更不是质疑刘翔这一个人，而是在质疑时下政协委员产生的不透明机制，以及请辞制度。当众多委员、代表确实达不到代表公众话语权表达的时候，公众自然会发出质疑之声。前两年质疑刘翔缺席两会也好，质疑部分委员提案内容“雷人”或“跑偏”也罢，都不过是公众想表达自己的话语权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表面上看来是对“明星委员”的热议，实质上是对政协制度瑕疵的一种纠正，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只会有利，而断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更不可能让我们的政治越来越感性和幼稚。
曹林先生在文章中说，“两会是民主议政的平台，左右着舆论关注视野的应该是议题的价值，而不是人的身份”，这话固然有些道理。可如果我们不去计较委员们、代表们的身份了，权力和财富的掌握者又何以主动让出部分参政议政权利给我们的草根阶层呢？一个胡小燕的例子（全国第一个农民工人大代表，曾公开手机号码要帮农民工维权，结果手机被打爆，很多问题凭她自己的力量也解决不了，被部分农民工朋友误解为“骗子”——编者注）就足以说明时下草根话语权表达的窘境了，难道我们还要守着冠冕堂皇的身份默不作声？逼着公众必须远离“明星委员”然后非要去享受一种语言意义上的“政治成熟”吗？
由是观之，曹林先生文中所说的“两会报道盯着刘翔们，体现着一种低级的、娱乐化的议政趣味，根本上是缺乏成熟的政治关怀和理性的政治思维”，只是部分媒体人的一厢情愿。至于意义与价值，也应该是“爱之深，责之切”公共意愿所为，于时下的政治制度也当然有建设意义，怎么说也不至于能让我们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幼稚，反而可以说，紧盯着明星委员，政治才会更成熟。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