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修正案（草案）》交付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17次会议一审。立法争议焦点看似“谁该为犬类强制免疫付费”；实质却是，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保障公共安全”的立法初衷。
有一份草案认为，应由饲养者承担狂犬病强制免疫的接种成本。理由是，目前国家规定的四个强制免疫病种都由各级财政付费，但其中并不包括“狂犬病”。同时，狂犬病免疫不涉及禽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质不同于“四个病种”的强制免疫。此外，如果财政为饲养犬类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免疫费用，对不养犬的人有失公平，甚至误导养犬管理。
近年来，人们反思“部门立法”的 种种利弊时，本位主义造成的单向思维备受批评。在“谁为狂犬病强制免疫付费”的问题上，“部门立法”再次显示出刻舟求剑式的简单化倾向。
其实，无论养犬是否“个人爱好”，“狂犬病强制免疫”都是公共安全问题。去年3月，陕西汉中暴发狂犬病疫情，3个月内，11人患狂犬病死亡，6200多人被咬伤。当地政府为控制疫情，捕杀3万多只狗，“屠狗风波”暴露了犬类防疫存在制度缺陷。本市虽未发生狂犬病暴发疫情，但防控存在隐患。狂犬病强制免疫虽“不涉及禽畜产品的质量安全”，但它却涉及公共安全，其严重程度决不亚于“质量安全”。此其一。
目前，国家规定的四个强制免疫病种没有“狂犬病强制免疫”，但国家并不禁止地方财政为涉及公共安全的“狂犬病强制免疫”付费。外省市已有规定狂犬病强制免费免疫的先例。此其二。
本市针对犬类管理，上世纪80年代是“禁止养”，90年代是“限制养”，如今是“规范养”——因为曾经的思路难以实现管理目标。仅以养犬证为例，每年1000元-2000元的费用，初衷是要提高门槛，减少养犬数量。迄今，本市有证犬约13万只，无证犬约50万-70万只，“高门槛”适得其反。因此，狂犬病强制免疫收费，也未必能遏止“无证犬”的增加；反之，假如狂犬病强制免费免疫，让“免疫犬”翻一番，那就意味着，人们患狂犬病的几率降了好几倍。城市管理有效保障公共安全，正是每位市民都需要的“最大公平”。此其三。
制定公共政策，需要测算执行成本。狗的寿命通常是15年，一针狂犬病疫苗成本20元，每年接种，一只狗的“终身成本”是300元，80多万只狗，财政能否承担？在“财政承受力”和“公共安全”之间，立法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许，“制度群”的合力能解决这个问题——动物防疫立法衔接制定中的犬类管理立法，降低养犬证“收费门槛”，引导养犬人主动办证；有了“身份证”的犬类都能免费免疫，无论是养犬人，还是公共安全，都将从中受益。无论如何，立法权衡利弊，不能因为“简单利益”的争执而忽略对“根本利益”的考量。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