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投资者徐洪权向新华社新闻热线反映，为了在义乌市投资兴办驾校，4年多来他无数次地奔波，赔尽笑脸，可是握有“许可权”的义乌市公路运输管理所却一次次以各种理由推诿不办。无奈，他向法院起诉救助，一审、二审均胜诉，但当地公路运管部门还是依然故我，对判决不予理睬。(《新华每日电讯》2月23日报道)
4年时间，3次正式提出申请。每一次都按照审批部门的要求备好材料，但每一次都被找出新的“不符合要求”之处。而更为可笑的是，在不予许可的理由中，竟有“驾校总经理的文凭必需大学本科以上”。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即使输了官司，审批部门依然振振有词：“法院判了撤销我们不予许可决定，又没说非要许可给你。”公权傲慢到这个份上，让人不难想象此事已不是批与不批那样简单，而是引发了强烈的“较劲”情绪。由此，当事投资者不仅要忍受极大的愤怒、痛苦与无奈，还要面临得罪了监管衙门、即使得到了开办许可也未必有好日子过的尴尬处境。
行政许可法，本来是针对公务员的一道“紧箍咒”。仅以首办责任人的“一次性告知”为例，在以往的审批性行政行为中，往往不被视为什么大错，却最让人深恶痛绝。早就有人调侃：当你去“衙门”里办事需要盖10个公章时，人家决不一次性告诉你要盖哪10个公章，而是等你盖完一个，再告诉你下一个该盖哪个，不让你跑够10次绝办不成。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机关里“推诿、拖拉、扯皮、生硬”等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工作人员自己都不清楚全部工作流程的现象，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但是，从立法为民的高度来说，一部法律，初衷美好不等于实现了法律目标。仅以上述涉嫌“公权刁难”为例，仅凭其没有做到“一次性告知”这一条，就完全可以认定其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纠正其违法，通过当事人提请行政复议就应该可以解决，不必通过法律诉讼。如果当事者不知道有行政复议这个渠道，说明审批部门没有尽到提醒责任，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方权利。而法院的判决，局限于“撤销不予行政许可”，为审批部门留下了“又没说非要许可给你”的狡辩空间。这样的说法在法律概念上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论，起码又拖延了当事者的审批时间。
提高政府效能，过去曾经偏颇地被理解为裁人撤机构，减岗减开支。但是因为机关里“全员铁饭碗，绩效虚泛化，考核难落实”的传统太过深厚，机关应有的效能，往往可以任意解释。要改变这一现象，就需要通过开放多元评价，对政府效能设立全新的价值坐标——机关效能之“能”，既应包括多少人干多少活这种“量”的概念，更包括公共服务效果、公众满意度等“质”的概念。对于查证属实的“公权刁难”，更应该按照“负效能”来理解，依法依纪追查审批机关的责任，给当事者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