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副省长张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药品价格应该合理下降。张通说，他在北京工作时，曾有一次因患感冒到当地医院看病，医生一下子开出了600多元的药，这让他非常惊讶──原来在农村时，感冒扛一下就过去了，即使吃药也只是很便宜的感冒药，哪里要吃这么贵的药？(1月25日《楚天都市报》)
其实，关于“天价看感冒”的新闻屡见报端，已经不足为奇。只是，此次感叹的主角已从普通民众上升为“副省长”级别，从而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切关注。在此，我们不禁要问，社会何时不再“天价”看感冒？
毋庸置疑，看个普通感冒，动辄几百上千元，已经成为社会民众不堪承受之重。那么，副省长的“600多元感冒处方”又是如何开出来的？以前的“很便宜的感冒药”又为何在医院销声匿迹？
事实表明，因为当前的医疗制度设计，严重缺乏约束医生大处方行为和医院创收冲动的机制，从而导致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滥用乱用抗生素等医疗乱象肆意泛滥。这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而且还直接加重了患者的看病负担，从而产生一种深深的社会“看病贵”痛感。
很显然，如果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得不到有效遏制，医生热衷大处方和偏爱高价药的行为得不到根本纠正，那么“天价”看感冒现象将会继续不断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遗憾的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社会民众，对这种医疗腐败行为与不正之风，仅能进行口头上的谴责和道德上的批判，难以产生一股真正的制约力量。
与此同时，与“天价”看感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对“小处方”医生的热捧和高度赞扬。问题在于，民众迫切需要的“小处方”医生，在目前以药养医机制之下，很难有生存之地。因为，当医院生存过度依赖于医疗创收，医生收入直接与业绩挂钩时，没有谁还会去开民众期待的便宜药。社会上“小处方”医生王争艳之少就是佐证。
所以，社会要想不再“天价”看感冒，不能仅寄希望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发现，更要从制度上解除医院和医生对“创收”的依赖，以彻底瓦解隐藏在“过度医疗”背后的灰色利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医院的卫生财政资金投入与运行管理、监督力度，并在新医改中引入社会监督机制，以加强社会民众的制约力量和患者的医疗话语权。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