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成立，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仪式，在祝福的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提醒各级领导对这个新生的研究机构一定要有点耐心，不能急功近利。对此，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表示，他注意到很多院士一再呼吁，让科学家有一定的自由做感兴趣的问题。他说学校会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探索适合的评价体系，给应用数学中心创造相对宽松、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环境。（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正如李家俊感慨的那样，“不求回报，但反过来，真正的回报是很多的，科研工作最忌讳急功近利”。在科研方面，急功近利之所以会有欲速则不达的效果，主要因为科研是讲究做好基础工作才能实现丰厚回报的领域，这是由科研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必然，不是谁想急功近利就能急得来的。毕竟，揠苗助长的悲剧对于包括领导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耳熟能详的道理。 如此浅显的道理，相信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
其实，科研过于急功近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领导没有耐心，而是没有耐心的领导，有干预学术的权力。原本属于学术自治范畴的科研问题，一旦成为一个行政问题，就很容易偏离了科研自身的规律性轨道，走入学术“大跃进”的歧途。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是，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统计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另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与其领导有耐心，不如学术有尊严。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功，有赖于一个自由、宽容以及学术研究者的尊严得到应有保障的制度环境，使科研工作者能够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自身的逻辑健康发展，只有“行政的归行政，科研的归科研”，科研急功近利的局面才能得到有效改观。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