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子：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走出凯恩斯主义深坑？

    凯恩斯主义的创造者凯恩斯曾说过：挖个坑再请人填上就可以刺激经济。但在原文中，凯恩斯还这样阐述其挖坑经济学：挖坑后还需要埋些钱，再雇人挖出来取出钱来用。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彻底掉入凯恩斯主义深挖的坑里了。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救市的做法实际上就演绎了一把凯恩斯主义挖坑经济学。这点，越来越得到国内许多学者和企业家的共识。

    地方政府深挖了一些怎样的中国式“GDP深坑”呢？

    这里，笔者选取几个经典案例做说明。

    第一个案例。据外媒报道，近日，在山东青岛修建了一座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达42.5公里，这个距离足够横跨整个英吉利海峡且有富余。但一年前通车后的结果显示，设计为日通车量3万辆次的大桥实际每日仅有不到1万辆次汽车通过。

    第二个案例。早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8年7月份，全国媒体都报道了这样的消息：根据《2007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境内机场148个，而支线机场90%以上亏损。2008年初出台《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显示，仅“十一五”期间要新增45个机场，建设资金1400亿，到2020年新增97个，需要资金4500亿。而今年7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一篇新闻中说，“机场亏损在于量不够”。民航局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机场建设项目批复确实在加快，目前已经有十几、二十几个的批复。

    第三个案例，表现在新兴产业（多晶硅）的建设中。早在2009年6月底，公开相关报告显示，中国已有19家企业的多晶硅项目投产，另有10多家企业在建，总规划产能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0万吨，这是全球总需求量的两倍以上。目前的结果却是，多晶硅的国际价格从400多美元/公斤滑落到近20多美元/公斤，国内大量多晶硅厂家停产。更为严重的是，今年4月份，有媒体曝出德国最大的光伏企业q-cells向当地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与此相关的江西赛维LDK光伏近日又曝出地方政府“财政兜底债务”的消息，省财政替这家私营企业归还5亿到期信托，被媒体和官员称作“赌博”。这个案例仅是光伏产业目前的一个缩影。

    以上是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房地产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摩天大楼指数与“劳伦斯魔咒”正上演着全球最大的一次博弈。

    在中国，以上这些只是多年来重复建设、产能全面过剩的冰山一角。中国被世界称作“世界工厂”，也被称作“世界大工地”。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凯恩斯主义挖坑经济学在中国所挖的坑里，埋的不是钱，而是炸弹。这些炸弹有多大破坏力，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个被世界不少国家政府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核心在于其“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办法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进行投资，人为增加需求（挖坑），让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

    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抗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上演挖坑经济学呢？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似乎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反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被热议。一时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一度脱销。2008年，欧洲图书市场上《资本论》的销量是10年前的100倍。据说，甚至连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读起了《资本论》。在日本，一本《青年们，读马克思吧》，销量居然突破30万本之多。

    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与凯恩斯及其主义有什么关联？他们之间最早的关联，是在1883年。那一年，马克思去世，凯恩斯出生。他们活着时，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诅咒着、批判者；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和修补者。他们去世后，其思想和主义之争一直持续了100多年，但最终以凯恩斯主义大获成功暂告一个段落。

    而在忠实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资本论》却似乎早已被丢弃了。此轮危机也并未引发多大“响动”。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的经典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原来，经济危机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是生产相对于购买力或者说真实需求已经过多。

    马克思还做过这样的经典描述：“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1、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2、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是商品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意外地惊人发现是，中国经济最大问题的根源恰是：产能全面过剩，而非是需求不足，需要不断扩大投资刺激。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还在于上述第三点，即马克思关于货币、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债务链条的描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回首当今世界，我们发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中国的债务投资等，所有这些都与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有关。目前，在欧洲，需要偿还“高福利债”；在美国，需要解决“高消费和军事债”；在中国，需要清偿“高投资债、环保（欠）债”。

    从公开数据看，中国的国债是三大经济体中最小也是最安全的。但笔者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广义货币（M2）存量与GDP之比是最高的。以2011年底的数据，M2/GDP，中国是180%、美国是60%、欧洲是80%。按照1:1的合理界限，中国超过了80%。信用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国家债务——对持币人的债务。依此推算，中国的货币债务超过了80%，也即64万亿元人民币。从这点看，中国的货币危机危险要远大于欧洲和美国。至少中国的主权债务远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那么安全。

    所有的一切（货币）债务都要被最终清算。或许，只能再以货币＋债务双重危机的方式来解决。

    笔者认为，用马克思资本论对抗凯恩斯主义挖坑经济学，理论上，或许有效；然而实践上，无效。

    其实，我们现在实施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名的“GDP主义”。这个“GDP主义”，笔者也把它称作“超现实主义”。其定义是：透支后代甚至后几代的未来。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对付凯恩斯主义继续在中国挖坑呢？笔者所知晓的唯一办法：就是管住政府“有形的手”——尤其是地方政府。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管住地方政府的“手”呢？这恰恰是我们现在需要重点研究的艰难命题。（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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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