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化领域的状况就像二三十年前的国企。”在广东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现在的文化状况做了精准的判断。汪洋还提出，“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和实现形式需要做一些顶层设计，要合理区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要求，在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提炼出社会共同认可、体现广东特色、群众乐于接受、容易传承传播的价值理念，使之成为我们新时期‘广东精神'，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
二三十年前的国企是个什么状况？过来人都知道，在那时的国企眼里，产品可多可少，质量可高可低，声誉可好可坏，市场可有可无。国企如果有“市场”，那也是卖方市场；有多少买方，与他们没有利益的勾连，因而也没有实际的关系。它们不看重人才，不需要营销，不打造品牌；它们依仗有人包养，过着“四体不勤五谷仍丰”的日子……
“文化国企”与“经济国企”最大的相似性在于它们都有人供养，都有“计划”的特征。不过更多的相似却是神似———
现在的“文化国企”也讲“市场”，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有的是以组织观看的方式营造水货场次，有的是以交换和赠送的方式体现山寨销量。
现在的“文化国企”也讲“营销”，但有时并不是真正的市场营销，而是“关系营销”：它们用供养的经费发布新闻、举办展演、组织研讨、参与评奖。那些被“营销”的作品也未必是最好的作品，而是有某种权力，有某种关系，有某种身份者的作品。这样的营销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而言是“反营销”。
现在的“文化国企”也讲“人才”，可是最终出得了场面的不少是“同心同想”、“令人放心”的人才。他们可能也有讽谏，那也是劝百讽一、似贬实褒的劝导。有些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精英，由于他们不乐于随波逐流，不善于呼朋唤友，不屑于个人营销，因而难于进入“文化国企”老板的法眼……
文化人与作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水准的度量衡，也是“标志性建筑”。当“文化关系能人”举着平庸的作品显山露水，而一些真正的文化精英和文化精品却总在悄然潜水时，就将形成一种“喧宾效应”———在庸众的喧哗闹腾声中，“主人”的声音被严严实实地淹没覆盖了。
这样的状况只会出现在“文化国企”主导的“文局”之中。基于“文化国企”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最大公约数”很难成为它们的追求目标；相反，“最大私约数”对它们更具魅力。“文化国企”的考评机制是向上的，利己的；他们要的是场面文化而非市面文化。而在“文化民企”主导的体制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操持的指挥棒容不得卡拉OK式的独自欢愉，他们可能偶尔也会有即兴的场面之作，但市场收益的皮鞭在背后挥舞，他们不敢须臾怠慢，更不能以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交换虚妄之名。
在经济领域，广东的“国企”早已阔步改革，市场导向早已确立，这使得广东的经济领跑全国。而文化体制改革理应急起直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文化不仅仅是“软实力”，也是经济发展的“软内力”。缺少了文化发展的这个“内力”，经济的发展终将后继乏力。———“国企”式的文化体制，早该进入改革视野了！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