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收获》杂志社副编审叶开在博客上先后写了《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剽窃篡改作家王安忆的文章》两篇文章来炮轰语文教材的毛病。叶开此前曾撰写多篇网络文章，指责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篡改、剽窃、不尊重原文作者等问题。（《中国新闻网》10月8日）
看到这条新闻，特地搜索到叶开在某门户网站的博客，找到了报道中提到的那两篇文章，并一一阅读了叶先生博客上关于这方面的其他篇次博文。按照叶先生的描述，上海版小学语文教材确实存在大量不恰当改写、缩写、不注明改写或缩写文章原题原版本信息、不署原作者姓名的情况。并且，即以叶先生此次指出的安徒生、王安忆作品被改情况为例，教材编写者修改过后的课文，在我看来确实是比较糟糕的，既无原作品的神韵，也缺失起码的连贯性——换句话说，如果称这样的课文是山寨货，那也是不入流的等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小学语文教材引用的文章，是否需要列明原作者姓名，以示对著作权的尊重？报道中列出了认为无需注明原作者姓名的几类意见：广东省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黎民安认为，语文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学习文章的精髓，或学会遣词造句或领悟一定的道理，因此不署名是可以的；广州一位小学老师也表示，如果全部改编文章都要署名的话，自己将疲于应付如何回答学生对于文章作者的好奇，有些普通作者很难掌握背景，甚至不排除锒铛入狱的可能；另据记者调查，受访小学生有80%表示并不关心所学课本里的文章是谁写的。
这几类意见都是非常荒谬的。首先，以语文教学的功能性目的，为教材豁免著作权义务，属于教育行业的“自我发明”，于法无据（《著作权法》第23条明确规定，教科书应当按照规定支付作者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其他权利），按照其逻辑，今后任何一个行业的文抄公和技术剽窃行为，都将拿功能、重点、用途说事。其次，教材引用的已故知名作家、政治家或其他领域的知名人物的作品，背景介绍并不难，而一旦选用普通作家或文学爱好者的作品，理应在履行著作权义务的过程中，收集作者资料，至于作者混得好不好、是不是锒铛入狱的，这需要教材编写者自行把关，不是由此拒绝署名、依法支付稿酬等义务的借口。第三，在现有教育教学体系下，小学生不清楚财产权和著作权概念，给出的“不关心”选择，不能被某些人拿来作为不承担法律义务的借口，甚至不妨说，正是因为教材长期对课文不署名，加剧了小学生在内整个学生群体对权利概念的模糊。
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小学或者教育的其他阶段，是否有必要对课文进行必要修改？在我看来，在不影响原作品构架、格局、主旨的前提下，对少量内容进行删改，使之适于课堂教学和讨论，在征得原作者或其著作权继承者同意前提下，尚属合理范畴（事实上作家或普通作者发表作品，媒体或出版社也会进行适当删改）。但伤筋动骨、移花接木乃至通篇重写、借以达到不署原作者姓名逃避著作权义务的做法，却是大大的不妥当了。
在这方面，有网友提出，孩子的智商比较平庸，改编之后小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语文教材需要有适切性和科学性，某些作品篇幅太长，必须要删减，否则无法教学。对此，我以为，篇幅长的作品，在选入课本时，可以摘选一小部分，并列明摘选部分在原文、原作品的位置、篇幅比例，鼓励学生学有余力时阅读原文。至于所谓孩子智商平庸、不改编理解不了课文一说，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几近于庄子和惠施的“鱼乐之辩”，讨论不出个明确结果，调查分析也说明不了问题——我想说的是，按照小学生的年龄和接受能力，选编课文，是教材编写者的职责，服从法律尊重作者著作权，是教材编写者所需要履行的义务，为什么用删减、改写、缩写等显得比较拙劣的手法，来让这样的职责与义务相冲突？课文可以“整容”，小学生们不是还时时刻刻需要跟社会接触，难道教材编写者还能以“完美保姆”的姿态，把社会也给“整容”一遍？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