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因为事涉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到底该不该从教材中删去？近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侯会在博客里明确表示，应该删去。而北师大二附中语文教师徐美菊认为该文与暴力无关，不主张删去。（6月3日《新京报》）
从相关评论看，除了翟春阳先生在6月2日《青年时报》撰文旗帜鲜明地赞同侯教授的观点外，6月3日《扬子晚报》、《沈阳晚报》等媒体均刊发不同意见的评论，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继去年引发的该不该从教材中删去鲁迅文章的争论之后第二波删与不删的争论，难说今后是否会出现第三波这样的争论，譬如《刘胡兰》这样的红色课文是否该删去，论者完全可拿刘胡兰走向铡刀时全身发抖让人恐惧为由主张删去。
要我说，这样的争论没意思。老是纠结在删什么课文的争论上，一定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教材编写委员会不会因为某专家主张删去什么课文就会同意删去，也不会建议增选什么文章就同意增选。诸公有所不知，现在我们的教材编写奉行的还是“举国体制”，虽然名义上有7套语文教材，但编写大纲只有一个，也就是说，选什么文章做课文，都得按照大纲确定的原则、框框来定。那么，大纲的原则又是从何而来？那得根据一个时期的中央精神和国家需要来定，既要考虑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也要着眼传授文化知识的需要。这样，贯穿7套教材的编写红线实际只有一条，即体现政府意志，这就决定7套教材虽然面孔各异，实质差大不多。
在教材编写大一统的局面没打破的情况下，删什么的争论只是扯淡。
真正值得探讨的是教材编写的“举国体制”利弊何在，是否应该再继续延续下去。假如我国能够将教材编写从中央放到地方甚至各校，像美国、日本那样，由各校自主编写教材，则专家在选编和删削教材的问题上就有了话语权，学生和家长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如某位家长相信人是上帝造的，他就可以把子女送到持同一信仰的学校去接受唯心主义教育；如某位学生信仰的是进化论，他就可以选择持同一观点的学校去接受唯物主义教育。但在我们这里则做不到，因为国情不同，体制各异，学生和家长没有自由的教育选择权。
在现实情境下，作为教师所能做的就是按照现行的教材上课，在无法选择教什么的前提下，只能在怎么教上花心思，动脑筋。在这点上不妨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众所周知，美国人不信仰共产主义学说，但这不妨碍《共产党宣言》成为美国高中生的必读课文，因为老师教这篇课文不是旨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信念，而是让学生了解世界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借此开阔学生视野，训练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国内也有这样成功的案例。如杭州的郭初阳老师，他在教《珍珠鸟》时，并不恪守作者冯骥才预设的立意“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世界”，而是通过对西区·柯克拍摄的影片《群鸟》等文本的比照，发现作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信赖”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欣赏囚禁”的残酷和血腥：《珍珠鸟》事实上阐发的是一个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
同样一篇文章，在不同教师手中会教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同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在有的教师那儿会教成渲染暴力的课，在别的教师那里会教成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课，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教育理想。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语文教师从令人窒息的应试教育下解放出来，千方百计提升他们的文化修养、人文情怀和学识水平，在解决好怎么教的问题后再来谈教什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