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工皇帝”唐骏陷入“学位门”，学术名人汪晖教授也遭遇“剽窃门”。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两件事情本身的是与非，而是事件得以曝光的原因。在唐骏“学位门”、汪晖“剽窃门”见诸报端之初，一些人很不理解打假者的动机，认为是借助别人炒作自己。但是随着事实的发展，证据似乎已经表明唐骏的学位是有问题，汪晖的著作也不是很可靠。真相的显露要得益于以方舟子等一大批知识学人穷追不舍的努力，但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大多数学人把这些当成了正常，不愿提出独立的质疑与批判？
在笔者看来，由于几千年来形成的“和为贵”、“一团和气”的文化心态的影响，国人都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会对看习惯了的事情提出质疑。这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文化土壤。但根本性的因素还是国内批判性教育的缺失，造就了一大批缺乏批判思维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久而久之，也就把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当成“正常”的事情来看待了。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以培养“听话的孩子”为标准，把那些不符合老师意愿的学生都看成是“刺儿头”、“坏孩子”。到了大学仍旧保持着“填鸭”式、“说教”式的教育方式，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被动式教育已经消灭了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这一点，国外的大学比我们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对中国教育的看法，“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个是缺少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他还认为，“传统模式对于培养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科技创新不利。”理查德·莱文的发言切中要害，点出了我们存在的致命弊端——缺乏批判性思维。
应当看到，我们片面强调知识传授，不鼓励甚至压制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是造成“拔尖”创新型人才“冒”不出来的根源。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涵加以对待。在这里我们要清楚，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并不是新开设一两门课程的问题，而是一种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化，是整体教育评价、授课内容、教育教学方式等全面的调整。笔者以为，我们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上多一份努力，就会多一份创新，国家也就会多一份希望。（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责任编辑：李志强）
